“让我想想，我们上次是在哪儿遇见的。”我开始说道(对菲雅尔塔的尼娜说)，以便让她颧骨突出、嘴唇暗红的小脸蛋出现某种我所了解的表情；而且我确信，她的摇头和蹙额皱眉似乎暗含的不是忘却而是在哀叹一个古老玩笑的平淡；或更确切地说，似乎命运在那里安排了我们不同的约会又从未亲自出席的所有那些城市，所有那些站台和楼梯和三面墙的房间以及黑暗的后街，都是在很早以前其他一些生命全都被结束掉之后而存留下来的陈腐的布景，并且与出于我们自己漫无目的的命运的表演是那样毫无关联，连提起它都几乎是恶劣的品味。
我陪她走进拱廊下的一家商店：缀满小珠的帘外已是黄昏，她在店里用手指着一些里面填充着绵纸的红色皮手袋，费力地看着价签，像是想了解它们的展卖名称。她想要的，她说，正是这种式样，而且是鹿毛色的。经过十分紧张纷乱的窸窸窣窣的响，那位老达尔马提亚人③竟奇迹般地找到了这么一个稀罕物，这真是让我惊诧异常；尼娜正要从我手里取些钱出来，又突然改变了主意，最后什么也没买就穿过摆动的珠帘又走了出来。
外面仍然像先前一样混沌、阴郁；那股同样的燃烧气味，被鞑靼人的记忆搅动着，从那些暗淡的房屋敞开的窗户处飘了出来；一小群昆虫正忙着在一棵金合欢树上方织补空气，金合欢树无精打采地开着花，它的枝桠都拖到了地上；两位戴着阔檐草帽的工人正在吃奶酪就大蒜；他们的背后靠着一块马戏广告牌，广告牌上画着一位红色轻骑兵和一头很普通的类似于老虎的橘色家伙；奇怪———艺术家本是要尽全力把那猛兽表现得尽可能凶猛，但物极必反，那老虎的脸看上去倒是非常人性的。
“其实，我是想要一把梳子。”尼娜带着为时已晚的遗憾说道。
她的犹豫、对于第一次想法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考虑，换乘火车之间短暂的焦虑，我都是多么熟悉。她总是要么刚刚到达，要么就正要离开，一个人总要不安地走各种错综复杂的路线以信守那最后的约定。即使是被确认为游手好闲的人也知道那约定是不可避免的，对此，我觉得很难不感到蒙羞。如果我在我们凡俗存在的判官面前只能甘心接受她平常姿态的样本，我就可能会让她靠在库克高店里的一只柜台上，左腿肚搭在右胫上，左脚趾轻轻敲打地面，瘦尖的臂肘和硬币鼓囊的手袋放在柜台上。而雇工呢，手里拿着铅笔，和她一起谋划着一辆永恒卧车的计划。
成批人离开俄罗斯移居国外之后，我在柏林的一些朋友的家里见到过她———那是第二次。我快要结婚了；她刚刚与她的未婚夫分手。我走进那间屋子时，立刻就看见了她，在同时扫视了其他客人之后，我本能地判断出哪个男人比我更了解她。她坐在一只长沙发的一角，双脚跷着，她纤小的身体舒适地蜷曲成“Z”形；一只烟缸斜歪地立在沙发上、她的一只鞋跟旁边：乜斜着眼睛看了看我，又听说了我的名字之后，她从嘴边挪开了她的柄状烟嘴，继而缓慢地、快乐地说道，“好吧，所有人———”接着从她开始的每个人，都立刻明白了，我们早就有着亲密的关系：不用问，她早已经忘记了有关那实在的吻的一切。然而不知怎的，因为那件微不足道的事，她发现自己隐约想起了一场温暖又愉快的友谊的延伸，而其实，这种友谊从来就没在我们之间存在过。因此，我们的关系的整个模型都是欺骗性地建立在一种想像的友好关系之上的———这与她任性的良好愿望无关。我们的相会证明就我们所说的话而言并不是意味深长的，然而我们之间却已经没有了隔阂；那天晚上吃饭时我恰巧坐在她身边，我毫不害羞地试探了她内心的容忍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