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尼娜互相介绍相识的场景是被置放在俄罗斯，那是很久以前了，我得说是一九一七年左右了，这是根据某个左翼剧院乱哄哄的后台而作出的判断。那是在我姨妈靠近卢加的乡间别墅里举办的一次生日晚会上，正是深冬时节(我是多么清楚地记得快到那个地方的第一个迹象；白茫茫的野地里一座红色的谷仓)。那时我刚刚从皇村学校毕业；尼娜已经订了婚：尽管她与我同岁，也与世纪同岁，但她看上去至少像二十岁了，尽管她有一副瘦削苗条的身材；可或许也正因为如此，当她三十二岁时，她的这种纤细反倒使她看上去年轻些。她的未婚夫是个卫兵，正从前线回来度假，是个英俊结实的小伙子，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良好教养且不喜形于色，他把每个字都放在最精确的常识之秤上称称分量，然后用一种柔和的男中音讲出来，当他对她说话时，这声音甚至更柔顺了；他的庄重和忠诚可能叫她很反感；现在，他在一个非常遥远的赤道地区国家，是一个成功的但多少有点孤独的工程师。
窗口的灯亮了，并把光亮延伸到巨浪般起伏的黑暗的雪地上，使房屋在窗户之间反映着前门上方扇形的光亮。两根侧柱的每一根都附着模模糊糊的白边，这倒破坏了那张很可能就是关于我们两人生活之书的绝妙藏书票的轮廓。我记不得我们为什么全都踱步出了那间闹哄哄的大厅，而走进了寂静的黑暗中，四下遍布的只有冷杉，它们被雪裹得肿胀了似的，尺寸便大了一倍；是巡夜人邀请我们去观看天上一道沉郁的红光，纵火犯要到的凶兆?可能的，我们是去池塘附近，欣赏由我表弟们的瑞士老师雕塑的一座骑士冰雕了吗?也是很有可能的。我的记忆只重新记起返回璀璨、对称的宅第的那条路，我们单独成一纵列沿着雪岸之间的一条狭窄的车辙道朝宅第噔噔走去，只有“嘎吱、嘎吱、嘎吱”的声音是沉默寡言的冬夜对人类所作的唯一的评论。我走在最后；在我前面三步开外处刷刷地走着一个矮小、弯曲的人影；冷杉庄重地露出它们负重的枝桠。我滑了一跤，丢落了什么人强行塞给我的一个没电的手电筒；它是很难再找回来了；尼娜立刻被我的咒骂声吸引，她一边热烈而低沉、还掺杂着乐趣地笑着，一边影影绰绰地朝我转过身来。我叫她尼娜，但我还不知道她的名字，我们，我和她，也根本没有时间讲什么客套。“那边是谁?”她饶有兴趣地问道———而我已经在吻她的脖颈了，它很光滑，在她外套的狐狸毛长领子里还是灼热的，那领子不断妨碍着我，直到她抱紧我的肩膀，以她特有的坦率轻轻地把她那慷慨、恭顺的嘴唇配合我的唇。
然而突然间我们被一阵欢闹分开，因为一场雪仗主旋律在黑暗中开始了；有人逃避着，摔倒了，嘎吱作响，笑着，气喘吁吁地跑着，爬上了一个松软的雪堆，想跑，接着就发出一声可怕的呻吟：深处的雪对一只保暖防水套鞋实施了截肢。很快，我们所有人都向我们各自的家散开去，我也未及与尼娜交谈，也没有对未来、对那些已经向朦胧的地平线动身漫游的十五个年头作任何安排，这些年头正负载着我们未作召集的相聚部分；那个晚上剩下的时间是由迷乱的手势和手势的阴影组成的(可能是室内游戏———尼娜固执地加入了另一方阵营)，当我在错综的手势和手势的阴影中看她时，我记得我非常吃惊。与其说是因为在雪地里的那阵温情之后她对我的漫不经心，不如说是因为那种漫不经心的天真的本质。因为我还不知道如果我说出一个字，那个字立刻就会变成附带着一切可能的合作的一阵美妙的仁慈，一种美好、同情的态度，就好像女人的爱情是一股包含着有益健康的盐分的春水，她总是心甘情愿地急于让任何人来啜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