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这场争论，牵扯了当时一场世界性的政治立场的大分化，随着斯大林去世前后苏联内部黑幕的揭开，导致了对社会主义信仰的普遍危机和重新审视。关于萨特和加缪在这场争论中最后绝交的经历，已经出版了许多本专著，许多本书，要了解这个问题应当去看那些书，绝不是我在这儿可以简单回答的。但是，我并不想耍滑头，在这两者之间不置臧否。在当时全世界范围内的冷战格局之下，他们两个人的绝裂，两个人各自所坚持的立场，都有当时历史的局限，都有几乎无法避免的对对方的简化。但是，萨特作为当时法国思想文化界教父式的大人物，他那种自上而下的精神贵族式的嘲讽，明显是肮脏的。后来的历史更证明了这种嘲讽的狭隘和麻木。萨特和他的终身伴侣波伏娃，在文革当中曾经来到中国，是当时西方世界极少数的亲眼看到**的见证者。非常可惜，这两位一生当中以眼光犀利，洞察一切而闻名于世的思想家、哲学家，却完全没有看到**灭绝人性的残酷现场，所谓“明察秋毫而不见于薪”，他们同样不能免俗，同样出于对自己理论和“真理”的偏爱，而省略了事实。看看他们对文革简单浪漫的赞美，不由得会让人想起他们自己曾经那样深刻表达过的“荒谬”和“恶心”。我曾经在一次会议上，和一位美国当代著名的左派理论家相遇，那是一位非常真诚而又谦和的人。最难得的是，他能说一点汉语。在一次我们两个人的对谈中，我又听到了他对于**的肯定，他有一个很独特的论据，他说，在文革当中受到冲击的毕竟是少数人，是知识分子和当权派。当然，没有住过牛棚，没有看过打砸抢，没有经历过红五类、黑五类的血缘压迫，没有经历过“三忠于四无限”式的极端专制的外国人，难免有对于文革的想像，对于一个左派理论家就更难免于左派的想像。于是，我当时对他说，理论家们在实验室里得到的核物理定律都是真理，但是把核物理定律变成原子弹投放到城市中心就是灾难，就是反人类。我很后悔还有一句话没有当面想起来对他讲，相对于全世界、全欧洲的人来讲，被关进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人也是少数，但是有谁能出来证明说，因为危害的是少数人纳粹集中营就有合理性？在冷战的格局之下，把社会主义的中国看成是对抗全世界资本主义体制的坚强堡垒，这曾经是许多发达国家左翼知识分子们的一个理想，一个最后的希望。在我看来，这是另一种“东方主义”，是把中国理想化、革命化的东方主义。可惜的是，即便是理想化地赞美革命的中国，在他们的知识谱系中也绝没有作为历史主体的中国，他们也还是只能从西方的地平线上打量中国。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被彻底唾弃，是已经发生的无可更改的历史事实，这和任何理论的争论都无关。我倒是觉得，左派理论家们如果真有勇气、有尊严，就该自己站出来深刻地反省、批判这个严峻的事实，而不要等着右派理论家出来宣布什么“历史的终结”。自己的短处要等着别人来指出，先就在做人的道义上丢了分数。事实已经证明，加缪能够在上世纪50年代初就毫不妥协地批判斯大林主义，是有远见的，这个远见不是来自什么理论的深刻和清醒，而是来自一个艺术家的良知。加缪的“抗议”源自于对人性丑恶的深深的怀疑，就像他在《来客》这篇小说中，借达吕的内心独白所说出来的：“他厌恶这个人，厌恶所有的人，厌恶他们的卑鄙的恶意，厌恶他们无休无止的仇恨，厌恶他们嗜血成性的疯狂。”从反抗对方的压迫走向对他人的压迫，从求得自身的解放走向对他人的囚禁，这是人类文明史上反复上演的悲剧。
我们现在遭遇的是权力和金钱双重专制的时代，这种双重的专制正在极为病态地扩大着人性丑恶的一面，不仅需要有良知的人们不妥协的抗议，也更需要政治体制的改革制衡和监督权力，更需要严厉的法律制衡和约束无限膨胀的私欲，大家都应当站出来抗议眼前这个病态的权力和金钱的狂欢节。可惜的是，精神侏儒症正在成为当下中国全社会的流行病。面对着严酷的现实，面对着严厉的责任承担，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大都学会了转过脸去，学会了转过脸去再来完成自我的道德圆满和道德感动。正如一位诗人所尖锐指出的———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们太善于在严峻的条件下让自己舒适起来。
问：我们曾经注意到，你的小说创作和你的叙事角度，常常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独特性。在你的写作中，也有一种对苦难的深层体验，或者说你在写作中固执地揭示着生命存在中那种种困境给人带来挤压的苦难。你的独特叙事和加缪叙事中不断重复的“孤独”内涵，有什么关联之处？或者说，加缪的作品，对你的创作有没有影响？
李：应当说加缪是对我有较大影响的作家之一。一篇《局外人》足以当作20世纪西方人的历史独白。20世纪也是所谓全球化最为剧烈的世纪。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参加国和战胜国，已经无可避免地卷入到全球化当中来，并成为世界历史当然的一部分，而且是最丰富、最惨烈、最壮阔的一部分。可惜的是，中国人普遍缺乏一种世界历史当然一员的主动性和主体性，总在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当成别人历史的副本。在我看来，发生于20世纪初的白话文运动，并非是一场已经结束的历史，而是一个一直持续至今尚未完成的过程。而语言的自觉，现代汉语主体性的建立，就是这个过程所昭示给我们的反复咏叹的主调。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用自己的小说和随笔，实践和呼吁语言的自觉，实践和呼吁现代汉语主体性的建立。这所有的努力可以用一句话一言以蔽之：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
这不是一个凌空虚蹈的幻想，因为，在我们的脚下有不可被淹没不可被同化的几千年的文明史，有不可被淹没不可被同化的伟大的文学传统，有不可被淹没不可被同化的方块字，有一个多世纪以来群峰耸立的新文学。胡适先生在1958年一次演讲当中明确指出：“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不是三四年来几个人凭空捏造出来的；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是有历史的，是有很长又很光荣的历史的。”随后胡适先生在回顾了白话文学一千多年的历史，历数了唐宋话本，元杂剧，明清小说等等文学高峰之后，他大声疾呼：“我们现在的责任是要继续那无数开路先锋没有做完的事业，要替他们修残补阙，要替他们发扬光大。”曾几何时，当年文学革命的旗手，当年大呼“全盘西化”的开路先锋，在几十年的奋斗努力之后，终于回到汉语文学的源头，终于要说的正是语言的自觉，终于要做的正是建立现代汉语的主体性。我曾经在许多场合，许多文章里反复说过一句话，我们使用汉语写作并非是要建立一座方块字的万里长城，再把自己囚禁起来。万里长城早已经被打破了，我们面对的世界早已经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
正如加缪是法国的，也是世界的一样。中国是我们的，也是世界的。一切都在于你是否能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
2005年10月27日，于草莽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