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男，1950年9月生于北京，祖籍四川自贡。1966年毕业于北京杨闸中学。1969年1月到山西吕梁山区插队落户，做过农民，工人。1977年调入《山西文学》编辑部，先后担任编辑部主任，副主编。1984年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函授部。1988年转为山西省作协专业作家，同年6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8年12月当选山西作家协会副主席。2003年10月主动辞去山西作协副主席职务，同时退出中国作家协会，放弃中国作协会员资格。2004年3月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1974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已发表各类作品一百五十余万字。系列小说《厚土》为作者影响较大的作品，获第八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十二届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出版有小说集:《丢失的长命锁》《红房子》《厚土》《传说之死》。长篇小说:《旧址》《无风之树》《万里无云》《银城故事》。散文随笔集:《拒绝合唱》《不是因为自信》《网络时代的方言》。另有《东岳文库·李锐卷》（八卷）。作品被翻译成瑞典文、英文、法文、日文、德文、荷兰文等多种文字出版。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编辑（以下简称问）：首先感谢你为我们推荐评点了《来客》，这使读者有机会与你一起体验加缪内心世界中“孤独的崇高”。加缪在《来客》里非常客观地塑造了达吕这个人物，除了语言简洁、自然、质朴以外，这篇小说的叙事特征是什么？加缪想通过达吕这位小学老师的行为，表现什么？
李锐（以下简称李）：我觉得不能用“非常客观地塑造了这个人物”这类的判断来评论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加缪极端冷漠的“零度叙述”不是一种“客观性”的被动表达，而是一种对于世界和人的极端主观的个人化的主动判断和表达，它常常带有强烈的寓言性和颠覆性。这是现代主义文学和所谓传统文学的区别所在。如果说传统文学的基本特征还在追求“真理”，追求“整体性”，还在追求对客观世界、对历史“真实”的“史诗性”的表达，那现代主义文学所要做的正好是对这一切的颠覆。十七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现代派：一种刻骨的真实而非一个正确的主义》，讲的就是这个问题。自20世纪初叶，尤其是自从两次世界大战以来，在世界范围内现代主义潮流几乎成为一切艺术和思想文化领域的主流。这其中最为明显的原因就是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毁灭性的灾难。许多个世纪以来，西方人引以为豪的最发达、最先进、最强大、最自由、最民主的文化，西方人以殖民主义的方式推向全世界的文明模式，却在欧洲的心脏里以最野蛮、最血腥的战争被摧毁。借用一句现在时髦的话题，那是另外一场“历史的终结”。面对这样一种刻骨铭心的真实处境，冷漠，孤独，无助，荒诞，荒谬，反理性，颠覆真理，怀疑历史，直至怀疑人类，怀疑人性，就成为理所当然的潮流。乔伊斯、卡夫卡、尤内斯库是这样的产物，加缪、萨特也是这样的产物。“艺术家们坐在真理的尸体上，唱出了人类有史以来还从未遇到过的无可信仰，甚至无可悲哀的处境……”离开这个背景，我们无法谈论现代主义文学，无法谈论加缪。
《来客》中的达吕和《局外人》里的默尔索，都不是一种传统现实主义的客观叙述的文本，都是最为经典的现代主义文本。对《来客》的体会我已经在点评里说得很多了。
问：加缪早年的创作，带有明显的存在主义特征，譬如他的《局外人》。而在“荒诞”这一哲学概念之外，加缪的创作，是否具有借助“孤独”这个内核儿，借助他的生命体验，来显示人的生存处境给人心灵带来的边缘性的提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