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鲁斯伯里”的聚会上，弗吉尼亚还是那样羞涩，一个没有走进大学，也没有走入更广泛社会的弱女子，却走在了时代文学的最前列，她以惊人的勇气，挑战当时文坛的三大老牌权威———贝内特(ArnoldBennett)、威尔斯(H．C． Wells)与高尔斯华绥(JohnGalsworthy)，真是印证了中国的那句老话“艺高人胆大”。她发表了《现代小说》与《班奈特先生与勃朗太太》(Mr．BennettandMrs．Brown)，与这些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所代表的观念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并在其中提出了自己新型的文学观。她认为文学不应墨守成规，因为“往深处看，生活好像远非‘如此’。把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物在普普通通的一天中的内心活动考察一下吧。心灵接纳了成千上万个印象———琐屑的、奇异的、倏忽即逝的或者用锋利的钢刀深深地铭刻在心头的印象。它们来自四面八方，就像不计其数的原子在不停地簇射。”她还写道：“生活是一圈明亮的光环，生活是与我们的意识相始终的、包围着我们的一个半透明的封套。把这种变化多端、不可名状、难以界说的内在精神———不论它可能显得多么反常和复杂———用文字表现出来，并且尽可能少羼入一些外部杂质，难道不是小说家的任务吗?”
可见，弗吉尼亚·伍尔夫有着非常自觉的文学意识与发展文学的气魄与胆略。她非常明确地知道自己处于“一个伟大的散文小说时代的开端”，无规可循，无矩可蹈。“上一代人的工具到下一代人的手里变成废物”。“于是，拆毁的工作开始了。于是在我们的周围，甚至在报刊杂志和散文中，我们听到土崩瓦解、倒塌、毁灭的声音”。
带着这种清醒的认识，病弱女子弗吉尼亚·伍尔夫勇敢而坚毅地挑起了一个新时代文学开端的大梁。当然，她不只是在理论上呼告，更重要的是，她以其艰苦的试验，推出了一系列意识流小说的经典名作———《墙上的斑点》(TheMarkontheWall)、《达罗威夫人》(Mrs．Dalloway)、《到灯塔去》(TotheLighthouse)与《波浪》(TheWaves)，来诠释她的理论主张，这些小说本身也奠定了她作为现代小说先驱的固若金汤的地位。
应该说，弗吉尼亚·伍尔夫对人生的思考胜过她对生活的关注。大自然的周而复始、恒久绵延，而人生短暂、生死不定，这是弗吉尼亚·伍尔夫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主题，这与女作家本人的经历有关，她自幼就有着太多的死亡印象，从13岁母亲去世，紧接着同母异父的姐姐斯蒂娜随母亲而去，然后是父亲的辞世，紧接着又是哥哥索比的夭折，对死亡的不解，终身萦绕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心头。她最终主动地选择了死亡，或许在那一刻她破译了人生死亡之谜。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与她本人的一生，让我们读到了人生固有的对时间的无可奈何以及人生的种种局限，其小说中渗透着淡淡的悲剧感，它提升了其整个小说的格调。
弗吉尼亚·伍尔夫短短的一生，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她所生活的时代是充满阴霾的、残酷的。愈到晚年，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困惑与灰暗的沮丧情绪愈浓烈，但她始终在往前走，不懈地用艺术阐释人生。她的一生表明了“一位语言雅致精妙的艺术家在一个粗野的、物质主义的时代维护着美和精神的价值”。弗吉尼亚·伍尔夫终生为文学消得人憔悴，生命之花凋落了，然而，她所绽放的艺术之花成为一份永恒的美长存人间。
［法］阿尔贝·加缪 著
李 锐 批注、评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