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对于文学的真实性而言，道德评判是一个陷阱。在你以往看到的那些小说中，许多作家都是自觉地“赴汤蹈火”的。因为作家担当着“灵魂的工程师”。但巴别尔拒绝成为工程师，只愿意作为一个“解剖师”。在人性深处，天使与野兽共眠，巴别尔的使命，好像就是要用文字将天使催眠、把野兽弄醒。野兽醒过来咬了读者，读者感觉到疼痛，于是憎恨野兽；回过头，却看见了一旁熟睡的天使，更觉天使之美之善；想要亲吻天使，才发现天使和野兽是连体，共用一个心脏和五脏六腑，只不过有两个脑袋而已。真要做分离手术，天使和野兽就同归于尽。“英雄”若是还原于普通人，情同此理。至于“残暴”一说，只看施暴的对象是谁。和平年代的英雄，例如救人救物献出性命，冒死谏言坚持真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以对自己的“残暴”（牺牲精神）为代价的；而在战争年代，英勇杀敌，对敌人越是“残暴”，越发可见对人民、对“真理”之爱。（这是传统文学的另一种“连体”式英雄人物）二战结束后，国际文学界逐渐对这样的大爱表示了怀疑，（早一个世纪的雨果更像一位先知）反战文学的诞生顺理成章。
但巴别尔在1940年就被苏共杀害了，来不及加入这场思想清扫。我们只能从《骑兵军》的文本进行推测，巴别尔或许试图颠覆以往的“英雄”模式，或许他根本没有“英雄”这种概念。就哥萨克人而言，他们只有自己的是非标准：尊严、自由、诚实、勇敢、崇仰自然（更多体现为人与马的生死之情）、男女间情欲的天经地义、私人财产的不可侵犯……谁冒犯了他们的价值观，谁就是敌人。“残暴”是“文明”强加于他们的说法，而亵渎了哥萨克人的荣誉和天性，才是最大的“残暴”。所以他们只能用“你们”所谓的“残暴”，来维护“我们”对自己的“不残暴”。
你看，我也掉进这个陷阱里去了。
我只是想说，其实，《骑兵军》同英雄无关。书中那些人物身上暴戾凶狠果敢勇猛的个性，只同人类原初的生命本质相关。这也是巴别尔潜意识中所追求的，那些被犹太文化“教化过度”而丢失或削弱的精神。他期望通过写作，释放自己被秩序所规范和压抑的焦虑，从而变成“另一个”强大而真实的人。
问：巴别尔一生作品不多，但对文学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巴别尔的作品，真实记录了战争中军人的存在状态，这种如实再现灾难中普通人的写作，使人性的扭曲通过他的作品向人性的自然回归，也使巴别尔在世界文学界受到了尊重和尊敬。像他这样作品不多，却颇得好评的大师，给予我们的文学创作者什么样的启示？
答：我读巴别尔，最重要的收获，是再一次印证了我自己的文学观———即写作首先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精神“问题”。这也是我选择了巴别尔的作品进行分析的原因之一。在俄罗斯文学中，哥萨克是作为“力与美”的象征存在的。巴别尔是犹太人，而哥萨克群落恰恰是拒绝犹太人的；哥萨克人充满了强壮的生命**，而对于自由和率真的崇尚，又使他们随时可以舍弃生命。因而，了解并描述这些驰骋在顿河流域的“有纪律的野兽”，对于他来说，具有极地探险一般的**。《骑兵军》其实一直有一条隐伏的曲线，就是作者与哥萨克的文化较量与对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