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近年来，当代中国作家作品的“现实”深度、艺术风格和个性，已经有了很大差异。现实主义创作在中国，已经呈现出越来越多样化的趋势，甚至有时是对立和互斥的。所以这种比较有一定难度。但在大多数作家的潜意识中，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认识，仍然有一种同根同源的一致性：这个所谓的“现实”，必须是经由作者主观意识“改造”或是认可的现实，也就是说，不是“他”的现实，而是“我”的现实。我们很少能在当代作家的作品中，见到显形的“他”，与隐形的“我”之间的巨大心理冲突（例如巴别尔作品中所流露的他对哥萨克的钦佩与厌恶———这两种矛盾的心情所构成的极度紧张感）。因而，我们目前所熟稔的那种写作者与写作对象之间，达成了“妥协”的“现实主义”，客观性被阉割或是修饰，于是变得有些可疑。
巴别尔的小说在世界范围产生影响，并受到广泛赞誉的许多年中，仍有人批评他的写作方法是自然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因为十八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经典文学作品，都具有强烈的“批判”色彩。而“现实”（故事所呈现的社会生活），已经过精心提炼、提取和加工；情节的铺陈和小说构思，也大多建立在虚构的基础上。因此，巴别尔那种“用最直接的方式”将事件和人物呈现给读者的小说，就成为文学的一个异数、或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叛徒”。巴别尔的作品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出版后，如同飓风一般横扫文坛，迅速引起关注和好评，因为他确实“颠覆”了原有的“现实主义方法”，创造了“另一种现实”，他的作品为既定的文学模式，注入了一股强劲的新鲜血液。
问：再就是，我有一个显得拙劣的假设，但请允许我坚持这种拙劣：就是假设巴别尔的生活中没有战争，他和骑兵军的哥萨克人没有这样直接的接触，那么巴别尔能够写下的是什么？他小说中的那种力量还在不在？因为“现实”在许多时候并不是呈现得那么极端和暴烈。
答：我觉得像巴别尔那样的作家，即使没有经历战争和骑兵军，他的作品也会是与众不同的。因为他的灵魂始终动**不安，对“现实”与“自我”的质疑，使他的写作与一切的现成秩序都可能发生潜在的心理冲突。（优秀的作家也许大多是这样）只是，《骑兵军》中的那种“力度”，（生命与尊严、死亡与荣誉、文明与野性）除了记述战争之外，是否能找到更合适的载体来加以挥发，并达到那样的极致，我也难以假设。因为文学作品的基本素材———故事本身的“质地”：软硬、疏密、浓淡、险夷等等，就已经决定了小说对“力量”的承受程度。有些故事先天就注定是无法“受力”的。所以，从作家的选材，便可大致窥见写作者的精神取向。为什么有些作家只对庸常的琐碎生活感兴趣，而有的作家，总是钻到历史的深洞里，试图把某种稀有矿石掏出来……
巴别尔的创作经历，实际上已经为这个问题做了注释。他26岁那年，在苏波战争前夕，主动请求去骑兵军做战地记者。此前，他就已经有了多次离奇而冒险的战争阅历。这里似乎有一种宿命的意味，就是说，那个戴着细圆边儿眼镜的“柳托夫”，日后是一定要成为享誉世界的作家“巴别尔”的。并不是布琼尼的“骑兵军”成就了巴别尔，而是巴别尔成就了《骑兵军》。因为巴别尔不是被迫或是无意中撞上了骑兵军的一切，那匹“马”是他自己跨上去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写作的人，选择了什么，也许就会成就什么。
问：在另一类作品里，骑兵军的这些战士完全可能是一些更有光环的“英雄”，在我以往看到的小说中，将他们描述成英雄的可能性更大，似乎也更合理。它使我疑惑的是，英勇和残暴之间的距离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