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清铭/
近来教读梁实秋先生的《记梁任公的一次演讲》，看到梁启超的另一面。他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有时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有时又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
大师有真学问、热心肠和真性情，仿佛秋天瘦骨嶙峋的树，萧瑟的秋风一吹，就摇落出一道特殊的景致。我是普通的写作者，谈笑没有鸿儒，有一面之缘的大师屈指可数。不过，他们的另一面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也学梁实秋先生“笔而记之”。
念大学时听过几位大师的讲座，印象比较深的是中华美学学会会长、著名美学家王朝闻。大学者莅临我们普通的师院，我们的感觉是蓬荜生辉，中文系的同学奔走相告。开讲座的那天晚上，梯形教室的走廊上都站满了人，大师戴宽边的黑眼镜，眼镜之上，头发的黑色大概都变成墨水被先生蘸去撰写等身的著作了，留下半头的白发让无限景仰的我们当作智慧的结晶。我们正襟危坐，面前摊开了洁白的笔记。热烈的掌声响过，大师开始讲授了。不到三分钟，走廊上的同学悄悄地走光了，教室里后排的同学也开始踅出去了。大师是四川人，那川味的普通话不如麻辣烫容易被我们接受，听他讲话似乎能感觉到他的舌头与上下颚在相互折磨。我们也在听与不听之间犹豫着，后来心还是管不住自己的腿。我坐了十几分钟，只听清一句话，还是当时的系主任林继中博士重复了一遍。那句话就是“剃头担子——一头热”，我在自嘲一下后，悄悄地踅出教室。
大学三年级时，鲁迅文学院借我们师院的教室开办“文学函授班”，我们有幸见到几位只在图书馆里看到名字的大师，汪曾祺、林斤澜和何镇邦。在《胡同里的汪曾祺老人》中我已经写过对汪老的印象，最深的是他讲课时的“神来之笔”。大概当时他患有轻微的感冒，鼻孔下汪着两点晶亮的涕水，他抬起身，很随意地用袖管一蹭，然后继续侃侃而谈。
林斤澜先生微胖，朴实得像个老农，讲座也没有什么出彩之处。有一次他不知怎么说起现在的女人，颇有微辞，语气有点像他后期的“怪味小说”。汪老当时插了一句：“打扮得花枝招展。”可能怕听众听不清楚，汪老站起来，又重复了一遍。有文学青年递纸条问林斤澜一个问题：“我热爱写作，但写不出来，怎么办？”他的回答很简捷：“不写。去做别的事。”他的回答大概伤了一些对文学抱有狂热梦想人的积极性，中文系一位爱出风头的老教师在会后找他理论，我们看见他哑口无言，还点了好几下头。他的头发也是花白的，柔顺地覆盖在头顶，不像汪曾祺那散文式的头发。
三人中最能侃的是评论家何镇邦，谈笑风生，会场气氛很活跃。何先生说长青春痘后的脸是“一脸坑坑洼洼”，说小伙子看到前面有一个似杨柳飘拂的倩影，骑着自行车猛冲上去，结果“浪费了表情”。我们哄堂大笑，使劲地拍掌。讲座的其他内容现在不记得了，倒是那两句话到现在还新鲜得好像是刚出炉的糕饼。
以前谈到大师，人们都喜欢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来形容。我们不能山登绝顶，但在半山腰，却能看见大师们的另一种风景。大师并不都是蜿蜒陡峭、莽莽苍苍的，走近大师，看到大师的另一面，我最大的感受是亲切。何镇邦先生在介绍自己时，说他在鲁迅文学院“混”口饭吃，起初我们很惊讶，现在明白大师也把自己当普通人。不同的是，他们有举重若轻的洒脱，那也是大师们的光芒和魅力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