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重量级奖项“最佳电影”颁给了许鞍华的《千言万语》。这是继《甜蜜蜜》之后，又一部以邓丽君金曲为主线的电影。爱情外壳的包装之下，这是一部沉重的电影，其主题并不意外地依然是寻找身份和信念的认同，回忆黄金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立足香港，面对中国，游于两者之间，而心态是过客。
毫无疑问，这部电影仍然富有浓厚的九七气息，或许浓厚得超出了只想进影院轻松一下的港人承受能力，《千言万语》仅上映了五天便惨淡下线，总票房不到一百万。
这不奇怪， 许鞍华从来就不是票房保证， 她的标签是“ 人文”。
奇怪的是，即便是在九八亚洲金融风暴袭港的时候，香港电影年度票房的冠军收入依然能达到四千万以上。而到了1999年，在周星驰、成龙均没有缺席，加上去年票房冠军郑伊健强势未衰的情况下，这一数字却一下子跳水到了三千万之下。
跟过去的一年里非常不景气的香港电影市场形成了鲜明反差，第十九届金像奖的颁奖典礼格外隆重，整个颁奖场面是过往历届金像奖中最壮观的一次。或许因为这是进入新世纪之后的第一次电影界盛会，又或许正是陷入低谷，香港电影人才更加需要自己给自己鼓劲加油。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淡淡的忧伤旋律不只贯穿了《千言万语》的始终，也贯穿了这一整年的香港电影。
1999年3月17日，香港电影院全面停映一天，电台也全日停播唱片和音乐，香港演艺圈的台前幕后人员全体走上街头大游行，目的很简单，口号只有三个字：反盗版。
盗版对于香港电影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全盛时期的香港电影产量是每年两百部，而此时的数量只有三分之一。片场不开工，很多人便面临失业的窘境。被生计所迫，不少金字塔基层的影人不得不去亲身体会梁家辉当年摆地摊的滋味，而若你在街头叫一辆计程车，跟司机聊起来时则很有可能发现，他曾是某部你钟爱的电影拍摄现场的副导演。
在香港电影陷入谷底的时候，不同的影人选择了不同的“救市”道路。
刘伟强一边跟郑伊健合伙继续大玩特技，把“华英雄”和“车神”的故事从漫画搬上大银幕，一边揣着一个剧本四处忽悠，希望能找个冤大头肯给他足够的投资，好让他能为一部电影付片酬给四个影帝。
花了三年时间，刘伟强终于找到足够的钱，然后转身就把梁朝伟、刘德华、黄秋生和曾志伟四个金像影帝拉进了一个摄影棚飙戏。在拍摄这部影片之前，梁朝伟家里已经收藏了三尊金像影帝小金人。然而直到刘伟强这部戏，他的小金人收藏里才终于有了个跟王家卫没什么关系的新品种。
这部电影就是《无间道》，第一部能在拿下票房冠军的同时还能横扫金像奖的刘伟强作品。
世纪之交的香港影坛，有两个疯子在业内被广为传颂：一个是心心念念一定要找四个影帝拍一部戏的刘伟强；另一个叫陈德森，他疯得更厉害，一定要为一部电影盖一座城。
那座城就是《十月围城》。
陈德森把这个想法讲给十个人，听他说了这事，七个人扭头就走，两个人劝他不要再发疯了，只有王晶一个人跟他说：“你要是干这事，算我一个。”但王晶也没几千万给陈德森烧着玩，于是说了也等于白说。
直到十年之后，当年劝陈德森不要再发疯的两个人之一陈可辛自己发疯了，真的找来几千万给他去盖那座城。
和刘伟强一样，陈德森广为人知的作品如《神偷谍影》、《紫雨风暴》、《特务迷城》等也是将目标定在票房的商业类型片。相比起额上清清楚楚打着商业导演的标签，心里却始终揣着痴人说梦般理想的这两位，素以个人风格著称的杜琪峰反而显得更加现实——从来都喜欢用演员而非明星，尤其不喜欢用跨界唱歌的艺人，嫌他们对电影不够专一的杜大导演，开始破戒用起了歌坛天王刘德华拍《暗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