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在40岁的壮年，到了湖南，任湖南安抚使。稍有独当一面的事权，他就开始编练军队，招募农家精壮子弟，成立步马组合的飞虎军。史称“军成，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他在湖南编练的飞虎队，所用战马，专门从广西边地辗转购来，这种千挑万选之良种边马，骠悍耐战。步兵精锐2000人，骑兵500人，协同依托作战。平时注重实战训练，预设实战推演，强调快速作战，不久已建成一支极为罕见的攻击型基干部队。他在各种人事纠纷中左推右挡，尽量将掣肘化解到最低，辛苦经营，将此部队保持了很长时期。
辛弃疾的军事地理、战略眼光，是以编练特种部队、建立能战之旅为依托的，绝非刘斐之类第五纵队纸上谈兵、虚应故事所可比拟。
辛弃疾的兵学实践在其办理马政一事上最能见出他的良苦用心。
辛弃疾对军马的作用认识极为深透。在那时，战马的作用相当于今之战车、坦克，古代胡汉战争都用马队，北方地势平坦，如欲逐鹿中原，马队极端重要。办马政有如联合勤务中最为重要的一端，辛弃疾又是北伐的力赞者。
训练特种攻击部队正是辛弃疾对北宋军政弊端的反拨。北宋军事训练极不得宜，到宋仁宗时代，征召农民训练为兵，保甲制度实施后，禁令苛刻，训练时间与农忙冲突，而不去调整，武器又须民间自行购置，种种弊端，农民大为反感，有自己锥刺眼睛致盲者，有自断其臂膀者，有自毁肌肤者，目的皆为逃避兵役。而王安石等辈不知此，仍梗着脖子说，“自生民以来，兵农合一”。就寻常道理来看，他的话没错，问题是这些民兵，保卫自己几里左右的家园尚可，如是大型野战或特战，那就只有丢盔弃甲了。
辛弃疾的特种骑兵观念和实践，即是要建立一种快速反应部队，一者可以随时用于进攻和防御，二者具有威慑力，也便于调动；另外，也可视需要在重型和轻型部队之间转换，有利于补给的迅速获取。
甚至他的词作，多有速度与火力心理的投射，诸如“谁信天峰飞堕地，傍湖千丈开青壁”（《满江红》）、“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八声甘州》）、“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永遇乐》）皆是。
抗战期间，九战区幕僚长、兵学家赵子立说过，“当然运动中的部队比占领阵地的部队容易打”，意味着等到敌人立足已稳，就要麻烦得多。而要打击运动的敌人，则己方必须具有更为迅捷的运动速度，辛弃疾训练特战部队的心曲实即在此。
辛弃疾所力求达成的军事攻击的硬实力，如能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渊然融合，则军事实力也可转换为一种软实力，它可以展开演习、吓阻、帮助冲突地区撤离非战斗人员、实施人道主义和灾难救援等，软实力是通过吸引而不是胁迫手段得到所期望结果的能力。
稼轩的《论阻江为险须藉两淮疏》说明长江作为军事险要，必须是在凭借两淮的前提下才能成立。长江隔离中国分成南北，从来“未有无两淮而能保江者”。两淮地势绵延千里，势如张弓，敌骑一旦扑到长江沿岸，东趋西走，如在弓弦，**然无虑。但能在其中予以截断，则其东西不能相顾，而其北来之兵，则如行走弓背，道路迂远，悬隔千里，势不相及，消灭他们就好办得多。古之善用兵者，辄以常山之蛇作比喻，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身则首尾俱应，这是强势状态。但就两淮形势而言，如果以精兵截断其中，淮中即是其身，若断其身则首尾不能相救。
他的这段论述，或许就是20世纪40年代末期蒋介石决意在徐蚌决战的心理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