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至少来了百十口子，座无虚席，后面站满了人。我们这伙中学生生气虎虎，“震”了那帮大学生。散场后，大学生黄伟、张鸿宾及张恨水之女张明明对我们十分推崇。
我在诗的结尾说：
我们——太阳纵队！
沙贝兴奋地大叫：“咱们立刻成立！”七嘴八舌，要自己动手印刷，等等，一系列的计划。一半人在大街上走了一夜，另一半人在我家聊了一夜。
那会儿，就是爱诗、爱艺术，兴奋与反投降，根本没想到政治的阴影——政治和诗有什么关系呢？
五
一九六三年进中央美院。中央美院有个诗社“蒲剑”——借屈原故事命名，是文怀沙先生所题。前任社长是范曾，我和白汝博接班。在“蒲剑”朗诵会上，范曾吟唱了郑板桥的《道情》：老渔翁，一钓竿……团委书记赵更生认为范曾是复古，皱皱眉头，要我朗诵现代的。我只能照念老马。老赵更皱起眉头。
我出来，在走廊见到范曾，俩人握手大笑。我们都不是当局的好孩子。
六
“太阳纵队”的确开过一次成立大会。那是在老北师大的筱庄楼。参加的人有：张文兴、张新华、董沙贝、于植信、张振洲、张润峰和我。由我起草了组织章程，其目的无非是振兴中华民族文化。我们打算每月搞一次沙龙，墙上挂画，朗诵作品，形成强力集团，打入社会。
那个阶段我写了独幕剧《对话》、电影剧本《孔雀石》和一本短诗集。然而，不几天后，组织自行解散。
郭士英（那时在北大哲学系读书）他们的沙龙要去法国，被破获，全数被捕。凛冽冬风百草散，我们立刻停止了组织活动，化整为零。
七
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五年，地下艺术沙龙的压力越来越大。画家袁运生的毕业作《水乡的回忆》，被视为西方资产阶级艺术观的产物。《美术》杂志登了这张画，学校里剑拔弩张。这张巨幅油画被搬出藏画楼，堆在乒乓球室，准备批判。
袁运生、丁绍生、张士彦三个叛逆型画家，和我们都是铁哥儿们。当时袁运生已去了吉林，还不知道要大祸临头。
我和吴尔鹿、于植信、蒋定粤分别商量，怎么救哥们儿一把。我忽发奇想：偷走它！失去了靶子就没法批判。我那时，真喜欢那张画。
我决定独立行动。趁团员大会校园没人，我潜入体育馆，从画框下割下那张画，卷成一卷，混出学校。
当那张画铺满我家客厅的地板，吴尔鹿跑来欣赏。我大汗淋漓，一面为老袁高兴，一面为自己独行侠的成功而得意。
公安机关冲到美院，作为政治案件处理，气氛紧张。
哥们儿纷纷来欣赏那张画，对我的邪大胆佩服得五体投地。蒋定粤以女性的现实精神告诫我：当局一旦知道，这一条就能判你。
我七个不吝，八个不在乎。我相信都是铁哥们儿。
八
聚会越来越隐密，而人员也在变更之中。
那时跟我最铁的是巫鸿。我们都来自101中，现在同班。志趣相投，又同时爱上蒋家的女孩子，我追蒋定粤，他追蒋定穗。蒋定粤的哥哥蒋之翘写古诗。他们家成了这一阶段的沙龙。
另一沙龙在周七月家。我们自幼是好友。他家有西方最新的唱片。我们开始迷上了现代音乐。
一天在他家吃午饭，我们放着德国现代歌剧的唱片。他爹进来，脸色不好看，我居然没注意到。等放完一面，本应顺势放一张古典的，我却又放上了另一面。老天，我真是个祸头子。
老两口找我谈话，亮出了黄牌。当时觉得他们多虑，现在回想，他们对残酷的政治，有长远与深刻的记忆。
九
郭士英一案中最年轻的一个牟敦白，最早放出来，就跑来找我。他家成了另一个沙龙，其中有：王东白、甘恢理、郭大勋，后来又见了郭路生。我们经常聚会，玩秘密的写诗游戏，喝酒。没有钱，只能喝廉价酒。下酒菜常常是咸菜。
有一次，董沙贝带了个青萝卜，用铅笔刀削了削，大家觉得特别有味。张士彦是老大哥，已经有工作了，每次来看我们，总是带一瓶“中国红”，大家齐齐喝彩。
十
我也试着给《人民文学》投过稿，由于主编因政治原因下台，没有成功。
我们决定自己出版手抄杂志，只是在我家小规模地试行，我父母也参加了。其中有耿军、邬枫、蒋定粤、张大伟、张寥寥等。我主编那期封面是铁栅，用红色透出两个大字：自由。
也许，那是一种对自由没把握的惶惑状态。
一九六六年，因为袁运生的画、“太阳纵队”、秘密聚会、法国留学生们、我的政治笑话——种种原因，公安局开始要逮捕我，我开始逃跑……在和朋友们匆匆分手之际，在王东白的本子扉页我写下：相信未来。
最终，我被抓了回来。先在学校，后在市公安局看守所，被无数次审讯，一再地追问那个“反动组织”——“太阳纵队”。我的全部作品都被查抄，或许至今还保存在北京公安局的档案室里，或许早已焚为灰烬。
我是一个没有作品的诗人。
十一
据说，有人已经开始研究这一段地下文化史；有人在着手收集、汇编那时残存下来的作品。
到底有没有“太阳纵队”那样一个地下文学组织？那的确是个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