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张郎郎
一
一九五八年，“六亿神州尽舜尧”。人人都是诗人，我也是了。每人限期交一百首诗，五十张画。我也交出了，没曾想交出了毛病。那会儿的诗多为：“敢教大地全高产”、“施肥方知粪味香”云云。我的呢：“像雪崩/像山洪/积极地有力快速地/滚动着历史的巨轮/这是谁？/我们/青春的象征/革命的先锋……”
教导主任白桂森绷起了面孔：这诗有思想问题——是“青春主义”。没提党和主席，没提三面红旗。
我泪汪汪地反驳：列宁肯定的马雅可夫斯基，好些诗也没提那些。这又不是社论。那阵子我们最爱读的是老马《我爱》、《穿裤子的云》。张久兴、甘露林和我，天天早晨在小松林里来回乱走，狂剃成秃瓢——那像老马，穿件军棉裤，腰里勒根老电线。
我秘密地在写诗，写些上边不喜欢的长短句。因为秘密所以刺激。我们又密谋出版讽刺性的壁报。
白主任暴跳如雷，说：“如果在高中，你们早就够上‘右派’了。”他气咻咻地甩出一张我的漫画：“为什么矛头指向团员？为什么画狗打架？太恶毒了。还签上‘狠狠’两个字，你想吃谁？”我们全傻了。我那时才十四岁。
我们第一次明白了：那是禁止的游戏。
二
一九五九年，我到了101中学。和军校一样，穿铜扣制服，戴大沿帽。我努力学规矩，不敢提自己的诗。在全校大会上朗诵老马的诗。
借别人的诗呐喊，是趁机发泄，也算是一种勇敢。那胆子来源于我正暗恋着一位优雅的女生——张美君。那会儿为纪念鲁迅，我们俩在导演话剧《祝福》而愉快地合作。在后台和郭士英开聊，他主演《过客》。
本来我最讨厌他爹——郭沫若老先生，可他本人不错：爽朗、大方、聪明，一点儿也不像兔爷。我很佩服他，他也写诗。
两三年后，听说郭士英被捕了。他们有一个文学小组，当然是地下的。“**”中，听说他自杀了。我不能相信，但他的确死了。只因为想用自己的脑袋瓜子想事。
后来才听到确切消息：他是被打死的。
人真是一种脆弱的动物。
三
一九六○年，张文兴在外语学院附中，学法语、弹吉他、唱歌、读诗、写诗、画画。他固执而热情，浓眉大眼，嘴唇绷成一条线。五短身材，练一身钢铁肌肉。他从不服输，人们叫他“小拿破仑”。诗如其人，很有冲击力。我们转学进外语学院附中，离琉璃厂很近。放了学，我们流连在旧书店。
老马的诗已不能满足我们的饥饿感。我们找到了普希金、莱蒙托夫，后来是朗费罗、惠特曼……最让我们兴奋的是发现女同学戴絮的爸爸正是已故的名诗人——戴望舒。我们跑去借他爸爸的诗集，她却给我们拿来她爸爸的译诗《洛尔迦诗选》。翻开前言，这样一句震撼了我：黑夜被夜色染黑。
我对这样的诗句高兴得要命，一边啃着白薯面窝头，一边读洋诗。困难时期，人人在找食吃，而我们却因艺术上的饥饿感形成了一个圈子。除了张文兴，还有：张新华。一沾艺术就疯，吃不饱居然画油画。为朋友两肋插刀。
于植信。多愁善感，皱着眉头，似乎有点脚不沾地。
张振洲。薛宝钗外型，内心细腻厚道，写散文诗。
杨孝敏。学者型的女生，写散文，敏感而略显紧张。
董沙贝。黑瘦黑瘦，一身腱子肉，当时在美院附中。画现代派油画，喜好宗教和神秘主义。
张润。我们中间最小的一个，脑子快，模仿力极强，记忆力超群。
我们经常组织诗歌晚会，多半在我家，有时也在他人家。育才中学的甘露林、陈乃云也时常参加。
四
一九六二年，中央工艺美院有一群诗歌爱好者。学生会主席张绮曼和我们商量，联合举办一个大型朗诵会。我们这伙人很兴奋，各自磨刀。我修改好长诗《燃烧的心》。杨孝敏又请来一位女生蒋定粤——抗日名将蒋光鼐之女，两道剑眉，果然将门虎女。人们说她像西班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