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我就到处打听，托人情，找机会买电唱机。功夫不负苦心人，总算有个云南插队时的朋友交游广阔，弄到一张中央政府部门的介绍信，坐长途汽车到离北京一百多里路的河北省固安县，买回来几台电唱机。几个朋友欢天喜地，一人分了一台。众人问他为何跑到那么老远去提货，他不无得意地说：“你们哪里知道，这介绍信是假的，北京城里骗不过，只有到乡下去才成！”众人少不得喝声彩，连呼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多少年之后，这位朋友果然成了政治人物，看来人真是能够三岁看到老，此是后话。
用我的新电唱机听的第一张唱片想不到竟是我在一年前偶然捡到的。当时我正借住在沙滩后街老北大的西斋。一天正上完厕所，走在过道里，忽然在门边看到有一堆垃圾，其中露出一个夹子，五颜六色的，煞是好看。我左右望望，见楼道里没人，抽出一看，原来是一张唱片！心中又惊又喜，也顾不得上面的脏土，赶紧把唱片往汗衫中一塞，快步跑回家。反锁上门，打开一看，原来是大卫·奥依斯特拉赫演奏的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后来和朋友一说，大家自然喜不自胜。
唱片质量破坏得不大，只是缺了一角，像是被斧子砍的。经过大家仔细分析，第一乐章是肯定听不成了，第二乐章有一小部份也坏了。但是我最喜欢的就是第二乐章，我不听众人劝阻，每次听的时候就用手提着唱头，好在电唱头也不沉，看到唱片转到完整处，马上放下唱头，看看一到残缺处再赶紧把唱头提起来。过了那一段砍破了的，乐曲就走上了阳关大道，不再用我扶持了。当然，尽管唱片破了点儿，听音乐的时候大家还是不敢大意，先把房门关死，窗户用棉被堵严，然后派个人在外面试过，绝对听不到屋子里的动静才成。就这样，在那个年头也算马马虎虎享受了一回。
这样的好事其实不容易碰到，后来一直就再没有捡到过唱片了。我的新电唱机主要是用来放外语教学唱片。
记得那是毛主席闭眼以后不久，领导大张旗鼓地提倡学外语，政府内部的翻印公司就翻版了好些外国的语言教学唱片，反正只当是洋人不知道，其实洋人知道了也别指望会给他们钱。因为没有版权，所以卖得很便宜。我就是靠着这些便宜的外语唱片学会了几句洋人的话，后来还靠着这些洋人的话，走南闯北。
当时买的这台电唱机，用了我一个多月的工资，是贵了点儿，可是现在想起来觉得真值。你得想想，单位介绍信是有钱也没地方找的啊！
后来到德国留学，总算开了眼。看着商店里堆得满坑满谷的唱机，没有一台需要单位介绍信，给钱就让拿走。刚开始还真有点不习惯，后来一来二去的也就想开了，卖给谁不是卖呢？不过以我当时的收入，买个唱机还真得掂量掂量。尽管我拿的是德国人给的奖学金，可是领导说，钱不能全花完，得给政府留点儿。我们前手从基金会拿来奖学金，后手就上缴给大使馆了。说也怪，真是没有不透风的墙，也不知道是谁那么嘴快，把咱们中国人自己的这点儿小九九捅给了德国人。洋人一听，挺不高兴，说这是基本生活费，再刮走一层，人就别活了。人家扬言，要是再这样闹，就通通都不给钱。领导上一瞅，为这仨瓜俩枣儿的和洋人抓破脸闹僵了，面子上也下不来，就说算了算了，洋人给的钱都归你们自己吧。
第一个月拿到“全额”奖学金之后，我就给自己买了一台格龙地的电唱机，人家商店真的没跟我要介绍信。
唱片当然也是随便买，你喜欢就买，商店不限制。我买了不少。想想父亲的老朋友当年在瑞士大概就是这么样买的唱片，所以回国后也不当个事儿，随便就送给了我。
人世间的事儿就是这么怪，容易得着的，不懂得爱惜；不容易得着的，什么都是个宝贝。
现如今，当年的手摇留声机，经过电唱机，早已演变成了激光唱机。后来又出了更新奇的DVD，不但有声儿，而且还有影儿，放送质量绝对逼真，价钱也不离谱。在德国，用四天的奖学金就买下了格龙地，在美国，DVD花了不到一天的工资。新玩意儿好是真好，可我心里头总忘不掉四十多年前父亲用一个礼拜加夜班挣来的钱给我买的留声机，还有就是我自己攒了快一年的钱买的电唱机。患难与共，当然敝帚自珍。
我不但时常想念我的老留声机，也时常想念我的老唱片。那些唱片政府先是让大伙听，后来又禁止大伙听，再后来，回过味儿来，又让大伙听。大家伙儿也没什么可说的，顺着政府的话，买了砸，砸了买。可是翻来覆去折腾了几回之后，我还真是养出了个毛病，对唱片有股过分的爱惜。
儿子也有一台激光唱机，是我这个做父亲的，学着当年父亲的样儿给儿子买的。不过我没有像父亲当年那样打夜班。
跟我一样，儿子也是个音乐迷，可他听的那些玩意儿我不满意。我承认，现在那些孩子们听的东西我不懂，但我知道，那些玩意儿刚一编好就让孩子们唱开了，想怎么唱就怎么唱，从来没有被禁过。说句实话，既没人想禁，也没人敢禁，据说这就叫言论自由。对这样的玩意儿，我不待见。我一直就这么看：好东西要被禁过的才能算是真好，禁得住时候的才能算是有真本事。正像三十多年前红卫兵破四旧那工夫，我在自家院子里用斧头砸唱片的时候，父亲说的话：“看来，酒还是要藏得久的才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