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有一回，不知是我用力过猛，还是使用过度，总之嘎嘣一声，发条断了。父亲找到修理行，想换一条新发条。修理师傅打开唱机仔细一看，便对父亲道：“您瞧，这外壳蒙了一层皮面，烫上‘人民唱机’几个字，瓤子可是瑞士制造的。您知道，这唱机使的是瑞士发条，瑞士钟表第一，所以发条也第一。”这位老师傅不像现在国内的商人那么损，动不动就想蒙钱。师傅建议不用换新的，他给接上，说比新的还强。父亲见他胸有成竹的样子就答应了。
老师傅说得还真不赖，自从让他给接上之后，我一直使了好久发条也没坏。前几年我跟一个学金属材料的朋友谈及此事，他还将信将疑：“瑞士的发条有那么厉害吗？”我心里明白，这是真事儿。
多少年之后，在美国新泽西州的爱迪生故居博物馆，我看到一架跟我的那架一模一样的留声机，不由得让我连声称奇。我承认留声机是爱迪生他老爷子发明的，可是我坚信他的留声机的美国发条肯定不如我的，我的是瑞士发条。瑞士钟表第一，所以发条也第一。
我的这架留声机尽管发条好，可是下场却并不好。
说实话，这还真怨不上“**”。红卫兵破四旧，可是并没有冲进我们家的院子。我们家是心甘情愿地自己破四旧，一看街上的阵势不对，赶紧把惹麻烦的东西斩尽杀绝，头一样就是我的唱片。我把所有的唱片拿到院子当中，用砍劈柴的斧子一通猛砸。你还别说，几斧子砍下去，“人民唱片厂”的那几张唱片立刻身首异处，可人家洋人的唱片个个不软，非得请父亲帮忙用力剁，它们才不情愿地折成两半，可还是藕断丝连，不肯分离。
完了事儿，父亲望着院中的一大堆“四旧”垃圾，沉默不语，最后牵起我的手回房间去，边走边感叹道：“看来，酒还是要藏得久的才醇！”
我的留声机当时之所以没有被“破”掉，是因为我跟父亲说它也能唱革命歌曲，父亲长叹一口气就手下留情了。后来过了不久，一个中学同学干了一会儿“革命”，觉得无聊，借我的留声机去听音乐。没几天就听说他被警察抓了进去，然后被宽大处理，从派出所放了出来。听他说才知道，原来他一不留神，听了几支苏联老掉牙的歌曲，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什么的。我赶紧问他留声机的下落。他说，警察不给，说这是作案的工具。我也没敢吱声儿，那时人小，胆子也小。倒是后来警察不错，通知我去派出所取回留声机。我千恩万谢，拿回家一看，发条又断了！我的那位同学得了便宜还卖乖，跟我说：“那帮丫头养的，不定听多少遍呢！”
以后一过就是七八年。我把队“插”完，回了北京，一直就想再买个留声机。
这时候，大家伙儿都管留声机叫电唱机，因为有了电动的马达驱动唱盘，再也不需要人摇紧发条了。唱头也不再用钢针，而是晶体的，特轻，接到收音机上放大之后，从电动喇叭里放出来，声音可大可小，随你调节。
不过这时候的电唱机已经划归为革命宣传器材，商店里也明码标价，但是并不卖给一般人，仅供文艺宣传用。我心里觉着革命形势不能总是这样，无论如何我先攒钱，等形势一变，或许就能让我买上这玩意儿。要是没攒够钱，形势再怎么变，商店里肯定也不让白拿。
插队回城之后，我给故宫看大门，一个月有四十块的工钱。除了吃饭，还能剩下俩钱儿。那时候都时兴穿“的确良”的衣服，特别禁磨，轻易穿不破。就是穿了洞，打个补丁，人前人后还可以落个“艰苦朴素”的美名。所以我硬挺着不买衣服，没到一年就攒下了买电唱机的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