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维一
留声机也是洋玩意儿，可是咱们中国人并不管它叫“格拉姆风”。或许是当年引进这玩意儿的人知道自己既不能像语言大师林语堂把“幽默”译得那么传神，也无法像大诗人徐志摩把“雪茄”译得那么雅致，倒不如实实在在地起个中国名字，于是就叫做“留声机”。不管这个名字是谁给起的，我倒是挺喜欢这个名字。
我不但喜欢留声机这个名字，而且从小就喜欢留声机这个洋玩意儿。人可以生生死死，可是借助留声机，声音却可以长驻人间。
我的第一架留声机是父亲用他一个礼拜加夜班翻译文章挣来的稿费买给我的。
那时候是五十年代，我还没上小学，当时没有电动马达作动力的留声机，我的留声机是靠手柄摇紧发条作为动力。唱头也不是靠电，而是靠唱针在音槽中的抖动，带动金属膜片震动空气发音。一句话，与爱迪生发明的留声机在原理上大同小异，只是不像他那个时代的留声机，支在半空中的喇叭高昂着头，神气活现的。我的留声机的喇叭是缩在机箱里面，显得含蓄得多，共鸣效果也还不错，低音尤其丰富。
有了留声机，还得有唱片，就跟有了枪，还得装子弹一样。可是形势一天比一天紧，找一张有意思的唱片还真不易。所以除了革命歌曲之外，我最先拥有的唱片是一套老家湖南的花鼓戏《刘海砍樵》，听得我莫名其妙。
然后是父亲的朋友送的几张解放前出版的老唱片。现在还记得其中一张是马连良唱的，片子一开头并不是马先生的唱，而是一个令我这么大的小孩乍一听还真有些害怕的哑嗓儿，只听他大声喝道：“高亭公司特请马连良老板唱《空城计》头段！”接着是锣鼓点儿大作，然后才是马先生的一唱三叹。慢慢儿地，我也听出点味儿来了。荀慧生的《红娘》，周信芳的《徐策跑城》，程砚秋的《荒山泪》都入了我的收藏，他们大段的西皮流水或是二黄原板逐渐可以让我摇头晃脑了。有一阵子，我还真和几个小学同学商量着去投考戏曲学校。
隔壁住的是音乐学院的一位张教授，他家的钢琴上时时能流出好听的音乐。人家是搞音乐的，在家弹两下外国曲子也不能算是过分，再搭上那时候的政府管得还不算太严，所以我也就能时不时地听上两回“蹭儿”。好东西真不怕老听，久而久之，我就对这些洋曲子也上了瘾。尤其是在北京的冬夜，躺在暖暖和和的被窝儿里，听着隔壁隐隐约约传过来的急章慢板，伴着西北风中小贩叫卖五香花生米时嘹亮的吆喝声，那个劲头儿，你在现在绝对体会不出来。怨不得直到现在，我还时时做梦回到了那个时候的北京城！
听了一段京戏唱片之后，最使我向往不已的就是能拥有一张唱片，上面的曲子是像隔壁张教授家飘过来的旋律。
人人都说心想事成，我成天吵着闹着，家里大人就得想办法。可巧父亲的一位老朋友也是个音乐迷，早些年到过瑞士工作，从国外带回一堆古典音乐唱片，见我这么喜欢，就说送给我了。
父亲觉得对不起人家，一再对人家说是暂时借去听。我喜欢坏了，赶紧抱回家，还买了个专门装唱片的木盒子装起来，每个唱片套上还贴上标签。
这时候的收藏，就我目前的记忆，至少包括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和舒伯特的《未完成》。唱片的厂家那时候我可不懂，但记得上面大多数都画着个乖乖狗在听留声机的大喇叭里放出的音乐，父亲告诉我说，下面的一行英文字写的是“他正在听他主人的声音”，我就管它叫狗喇叭公司出品。其中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最使我难忘，尤其是慢板乐章的华彩，如怨如慕，大师胡伯曼真是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我的童年，父亲给我买过不少玩具，可留声机我用得最久，带给我的乐趣也最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