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学期的期中、期末都要做鉴定，先写个人鉴定，再由班集体讨论进档案，还说这档案是要跟人一辈子的。我每到这时都后悔平时为什么不好好表现，却做些有损革命事业，违背毛主席他老人家教诲的事。后悔也晚了，只好在鉴定上做些手脚。写优点尽量用些不刺眼的词，写缺点则含含糊糊，一带而过。这样把这个人鉴定拿到班集体一念，自己不觉耳红心跳，别人听起来也觉得还合情理。久而久之，就摸出了窍门。写政治思想，只写“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拥护什么什么方针”之类。主观意识正确了，就不会犯错误。但有些方面挺难写，比如：团结同学，遵守纪律之类。我每学期都会有对头，不是我看人家不顺眼，就是人家瞧我别扭。又不甘心自己给自己扣上一顶“群众关系不好”的帽子。我内心深处还是愿意团结9999％的群众，打击001％的敌人。所以一咬牙用了“一般”。我自由散漫惯了，常被人挑不是，“遵守纪律”也就成了“一般”。最后，凡是心虚的地方，我都用“一般”来概括。自我鉴定成统一格式“政治上要求进步，学习一般，劳动一般，锻炼身体一般，遵守纪律一般，团结同学一般，热爱集体一般”。不好不坏，你们还有什么话讲。鉴定会时，居然有些“一般”被改成“较好”之类。这就好比拍卖，起价低，自有人往上涨；起价高，搞不好得跌价。那天读到一篇文章，一女士追忆她旧日男友，写他“学习一般”云云，我大有异地遇知音之感。
“文革”时，无产阶级占领了舞台，资产阶级的“牛鬼蛇神”们都不准“出笼”。“李玉和”、“喜儿”们大显威风，八个样板戏风靡一时。我从一上小学就参加了“宣传队”。“宣传队”主要是演唱些革命歌曲，还有样板戏片段什么的。那时，最爱看的是《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尤其羡慕跳“喜儿”和“吴清华”的演员。我们“宣传队”也演“白毛女”，是杨白劳给喜儿扎红头绳那一场。喜儿需单脚立在台上，踢开一条腿与身体呈九十度角，挺胸，抬头，两手扑向前方。这一亮相让我模仿了很久，磨坏了姥姥的好几双硬底布鞋。有一次在楼上练习，腿一软，将一只八磅的暖瓶踢到了楼下。一声巨响之后，我冲下楼去，楼下的张姨一脸惊恐。一步之差，这暖瓶就要砸到她头上。后来，我姥姥常提着那几双磨坏了头的布鞋对邻居控诉我的罪行。即使这样，我还是从未有机会当众表演喜儿这一绝活。
八个样板戏中，两个是舞剧，剩下的就是京剧了。样板戏拍成了电影，看样板戏电影是政治学习的一部分。一个月得看上三四回，轮着演，票是不要钱的。遇到《沙家滨》、《红灯记》，还有人去；演《海港》和后来增加的《龙江颂》、《奇袭白虎团》之类的，请病事假的人就多了。光看不行，还得学演，这样才能体会深刻。所以，学校有一年一度的样板戏会演。由各班挑几出戏排练，然后比赛看谁演得好。我们班有一个男生嗓音真不错，“声如洪钟”形容不过分，唱胡传魁挺合适。我就饰阿庆嫂，演《智斗》一场。这个男生在《红灯记》一场中也饰演李玉和的角色。正式会演的前一天，大概没休息好，加上紧张，有些糊涂。《智斗》一场时，胡传魁依刁德一指使该盘问阿庆嫂：“阿庆嫂，我问你，这新四军……”结果，他却问我：“阿庆嫂，我问你，这密电码……”我说：“密电码？”心想：阿庆嫂何时有过密电码？刁德一在一旁急了：“司令，我们要的不是密电码，我们要的是新四军呀！！！”一边给胡传魁使眼色，胡传魁却毫不理会。我一看情形不对，马上接口道：“新四军？有，有。”这场戏才未砸锅。我们演出最后还被评为第三名，许多班的演出都不怎样，不是李铁梅唱劈了嗓子，就是方海珍忘了台词。有一班演出《百鸡宴》一场，座山雕气势汹汹地审问杨子荣：“脸红什么？”杨子荣一愣，“防冷涂的蜡。”心里琢磨，怎么暗号变了？座山雕紧接着又来了一句：“怎么又黄了？”杨子荣反应特快，马上接口：“又涂了一层。”这样机敏的侦察员如今可难找。学唱样板戏，效果真不错，有些唱段就刻在了脑子里，在美国高速公路上开车，烦了的时候，我一张嘴，样板戏脱口而出，倍儿亲切。
等到上高中，形势就变了。大家都准备考大学，功课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往后便是研究生，削尖了脑袋出国。累得我常常犯糊涂，过去的事也忘得差不多了。剩下的这几件赶紧记下来，省得将来人家指着我的后脊梁像指责美国人一样：“这人，没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