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四节课，真正讲课的时间只有两三个小时。所教的大多数是与革命有关的内容。语文教工人、农民、赤脚医生和毛主席的好战士。算术则算多少吨钢铁能生产多少颗炮弹打沉帝修反多少艘潜艇之类。另外的时间是向工农兵学习，扫大街，或请人来忆苦思甜。请来的人多是老工人或老农民，年龄自是不轻，加之讲多了，也会犯糊涂。有一次，一个老农民对比新旧社会的不同，声泪俱下地说，一九六○年那会儿可不比现在，那时候什么粮食都没有，只能吃树叶吃得肚皮发绿，躺在**动不得。幸亏解放了，毛主席给了我们新生活。当然，这种错误还是不多的。忆苦思甜的主流是好的，其效果也是不容忽视的。有一个人讲“一块银元”的故事出了名，还印了小人书。内容是一块银元换了一双穷人家儿女，地主少爷给他们灌了水银，作为其父的陪葬。所讲之处，一片欷歔。这个人好像是这对“陪葬品”的哥哥，当时看见弟妹出殡，红颜朱唇，还当是活的。我一边抹眼泪，一边琢磨：灌水银死倒是不错，脸不灰白，死了还好看。以后，我便经常引经据典，发表谬论。这个故事似乎也越讲越悲惨。到后来，所讲处哭声震天，据说手绢也一时脱销。唯一能与“一块银元”媲美的是后来的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在美国看悲剧电影，其感人效果远不如“一块银元”和“卖花姑娘”，几乎没见过谁哭红了眼出电影院。
那时上学，不怕忆苦思甜，也不怕吃忆苦饭。我所怕的是两件事。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和鉴定会。讲用会一开始是每周三下午，由每个人上台讲这周所做的好事。事无巨细，只要在关键时刻有过“私”字一闪念和及时地记起了毛主席的某一段语录，又战胜了私心杂念，就大功告成了。最常用的语录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或者愚公移山精神之类。一周做几件好事原本不难，但每周都做新鲜的好事就不容易了。几周下来，大有好事都被做光之感，上台去如果老重复几件事未免失面子。常想象某一天见一匹马失惊在街上狂跑，我则奋不顾身地挽住缰绳。遗憾的是，当时北京街头已不允许马车走了，连驴车也灭了迹。我做的最多的好事是帮助邻居倒垃圾或尿盆之类。一次，王大妈都端着尿盆走到门口了，正碰上我下学回来。我一个箭步上前，要将尿盆抢过。大妈老大不乐意，我却不愿放弃这个机会。抢抢夺夺，终于到手，洒了大妈一身。心里得意下周的讲用稿没问题了，哪知却绝了后路，王大妈从此倒尿盆东张西望，偷偷摸摸，生怕再被我撞着。后来，我实在无新鲜事可寻，只好硬着头皮讲重复的事。老师直冲我翻白眼，一副不相信的样子。这种讲用会终于由一周一次变成了后来的三四周一次，让我轻松多了。一样的事隔四周，换汤不换药，大家照样觉得新鲜有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