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一年级是在离村子只有几百米的下庙上的，土坯砌成的墩子搭上一块木板就是课桌，上学还要自带凳子。下庙只有一年级，应该算做分校。二年级到上庙（娘娘庙小学，“**”开始后改为文革小学，后来又改成周家山学校），这里是公办学校，六个年级齐全，离家有三四里远，用的是高课桌，也不用自己带凳子。
“文革”中，遵照毛主席的贫下中农自己办学、自己管理学校、小学复设初中班等一系列最高指示，生产大队决定将原来的养猪场改办成学校，所有本大队的孩子都要在这里上学。这个学校后来成为县地两级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典型”。不可否认，这种办学方式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的教育状况，使农村困难家庭的孩子能有受教育的机会。（“文革”至少还有另一不可否认之处，就是改善了农村的医疗状况。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使贫困农民看病吃药有了最基本的保障。）这里的校舍极其简陋，刚开始时高年级的课桌也是土台架板，也要自带凳子。后来扩建校舍，打土墙盖房子，高年级的学生都参加了劳动。因为是“典型”，地县教育局还给拨过一点教学器具，记得有地球仪、干电池、一点电阻电容、可变电阻、万用表、马蹄型磁铁、螺线管电磁铁等，好像还有一点试管和玻璃瓶。由于没有药品试剂，化学课从来没有做过实验，只有早已熟悉的尿素和氨水等化肥和六六六、敌敌畏等农药。物理课还用上面的仪器做过一点实验。初中二年级时，我与另外两个同学绘制学校的平面图，没有任何仪器，唯一的测量工具便是一根标了刻度的竹竿。
在拨来的这批器材里，还有一个篮球、一个足球和一个排球。课间休息时，三四百人在院子里抢，足球看谁踢得高，踢得远；篮球看谁扔得高，扔得远；排球看谁打得高，打得远。如果能在十分钟里有机会抢到几次，甭提有多高兴了。后来修阳（平关）安（康）铁路时，在学校旁边的公路上拾到钢筋，大队在修铁路桥洞时，顺手牵了些水泥，便浇筑了乒乓球台和独臂篮球杆。类似的篮球杆，我后来只见过两次，一是在南通市天生港小学，还有一次竟然是在意大利的威尼斯。回想当年，每次都让我激动不已。但是排球和足球，直到我毕业时，也没有球网和球门。主要是因为学校的老师没有人会打排球和踢足球。
学校的老师也大多是就地取材，初中毕业的教小学，高中毕业的教初中，没有什么教学经验。上课讲错了，你要指出他（她）讲的和课本上的不一样，他（她）会批评你骄傲自满，不尊重老师。好在那年头比赛背毛主席语录，我的统计红线班上第一，比别人高出很多，否则倒霉的家庭出身就会被用来挨批了。这里有两个老师教得不错。一个是汉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的物理老师（不知为何这样排课，他在那里只一年），一个是高中67级毕业的语文老师，教得很好。我的高中语文老师水平很高，讲一口蓝田关中话，上起课来，七情上脸，手舞足蹈。一些高中语文课文现在我还能（也只能）用关中话背下来。现在我能写一点东西，要感谢他们的教诲。
一九七三年“回潮”，入学由“推荐”改成考试，我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进了正规的武候中学读高中。尽管图书室不开，课程设置也少，但毕竟是正规中学，老师也大都是师范大学毕业的。后来能考上大学，无不得益于这两年的高中学习。如果不是“回潮”，上不了高中，我的命运也许又会是另外的样子了。
当然，也有不少佼佼者，一九七七年以初中的学历考上了大学，但他们肯定上的不是由猪场改成的学校，他们的老师也不会大多是“文革”前高考的落榜生，他们的母亲也大概不会是文盲。
三年磨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