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到地主，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收租院”式的地主恶霸。姑且不论“文革”中出的《收租院》的真实程度，就我自己的所见所闻，刚刚达到地富界限的小地主和小富农，多是勤劳精明的农民，就像斯诺《西行漫记》中写的毛泽东的富农家庭，外祖父家是刚刚发起来的小地主。而我父亲家被评为富农实在是冤，住的是偏厢的学房（既矮又短）和草房，很是拥挤。而贫下中农们却住着上房。太爷爷没有孩子，爷爷是被领养的，在宗族里地位较低，分不到好家产。但他非常勤俭，常说“只有饿死人，没有挤死人”，一分一厘积攒下来的钱都去买了田地。村上的老人，包括贫下中农们，都对我说过，爷爷是村里最勤快的人。农闲时，当别人起床时，他已从县城挑回来一担粪水（他到城里给人倒尿盆）。家里经济条件稍好点时，他又让伯父和父亲去读书。父亲小时放牛，帮干农活，十二三岁才去上小学。土改时，当地的说法是“地主靠看，富农靠算”，算盘珠子一拨拉，当小学教师的伯父不算家里的劳动力，上师专的父亲也不算做劳动力，住在娘家寡居的姑姑和表哥又不被算做家里的人口，农忙季节需要请短工，就这样被算成了富农。要是爷爷不是被领养的，在村里的地位高一点，那么，最多也就是个上中农或富裕中农而已。同院爷爷的堂弟，不仅家产好，还开有药铺，但吃喝嫖赌，娶小老婆，刚好在解放前破败了，却成了贫农。世道，就是这样地不公！天道酬勤，可这人道，唉。
其实，如果不是一九五八年政府号召上山下乡，减轻城市负担，父亲积极响应，将母亲、我和妹妹送回乡下，那么，我也是一个“下乡”知青了，家庭成分的影响，就不会是这样地沉重；受到更好的教育也就不会是那么艰难。这个“积极响应”，就成了自做的枷锁，沉重地戴了二十年。
如果学习一般，心里也还平静些。但如果高中入学考试全县第一，入学后每学期总有几门课在县城最好的中学全年级第一，这个“可教育好的子女”的日子可真是天天难过天天过！！
姐姐在看了电影《人生》（我仅看过小说）后给我写信说，我在农村过的日子比高加林还要苦。高加林家是贫农，村上不会也没有人敢欺负他。高加林到县城拉粪，是高考落第以后的事，不过是赶赶牛车，还有一位老头做伴，将脏活累活干了。我还在高中上学时，为“农业学大寨”，就到县城去掏粪拉粪；跟着牛群拾过粪；也曾周末骑着自行车到三五十里外去拾粪（公路两边是山，山上有牛群。平川都要为“农业学大寨”积肥，已无野粪可拾，却年年有交几千斤野粪的指标）。天麻麻亮出门，自行车后座上架两只粪篓，下午五六点钟回来，载一百多斤牛粪，还要穿过县城（一条东西向的交通主干道，也是县城的主街道），面对那些对你视若无睹的同窗。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书，记得第一次看大部头的小说是姐姐看的《风雷》三本，那时我上小学二年级。只要有书看，可以不吃饭不睡觉。只是要帮母亲干活，放学回家要打猪草，找垫圈草，很少有时间看书。自己家里没有什么书，常常拿自己的好东西给人或给别人用来换书看。农村学校的孩子书少，上高中时才读到《唐诗三百首》。回乡劳动的三年里，没什么书看，就读《毛泽东选集》，“雄文四卷”通读了好几遍，直到现在还能大段大段地背诵。后来领袖号召“要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时，什么《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有什么就看什么。繁重的劳动，政策的歧视，物质和精神的饥饿，就是那几年的生活。
记得阿基米德曾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撬起地球”。我曾多少次在心里面呼喊：“给我一个支点，给我一个机会吧，只要有一个机会，一个。”
乡村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