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杨汉新
毕业已经二十年了。近来看到一些有关当年高考的文章，勾起了我对自己高考前后的回忆。虽然二十四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一般人的高考到一月份接到录取通知时结束，而我的高考却延续到入校后三月份体检复查通过才算了结。
记得是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早上六点的新闻节目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正式播出招生改革的消息。当时我们生产队正在三道沟边的一块田里种油菜。这条新闻犹如长长隧道里的一束亮光，让我看到了希望，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十月二十三日，是一个改变我命运的日子。
不堪回首
从一九七五年一月十日高中毕业到那时，我回乡劳动已经一千多天了。当然在这之前我虽然生活在农村，但毕竟还算是个学生。毕业后，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一个全劳力。一米七八的个头，什么重活都躲不过。多少文章写知青下乡苦，其实这回乡知青更苦，没有额外多分半份口粮，没有政策的优惠。在这个不平等的社会里，因为回乡知青本来就是农民，那么受苦受难也就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如果你生来就是农民，那么你的命运就注定了，你不可能有与城镇居民户口的人同样的机会去受教育，去就业，去迁移。多少年来对干部职工和城镇人口的惩罚，除了刑事处罚就是遣送回乡，或是下放农村了。这样的制度太不公平了，大城市与小城镇不平等，城镇与乡村不平等，父母的地位更加大了这种不平等。最近户口制度的改革开始见诸报端，不知能到哪一天，才能真正达到“生来平等”的境界啊！
在农村，如果你的家庭成分是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你也还有参军，当民办教师、赤脚医生、会计、出纳、记工员、电工，或去大队或生产队加工厂，开手扶拖拉机等机会；如果父母还是队上的干部，你的机会也就更大。可如果你家的成分是地主富农，那日子就惨了。唯一的期望就等着体现“可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吧！
不幸的是，我妈妈娘家是地主，爸爸家是富农；爸爸在上中学时还曾集体加入过国民党；更有甚者，“**”中“清理阶级队伍”时才知道，爸爸在高中毕业后上师专前当了几个月的小学教师时，还被当地给报了个三青团区分队长。“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时，国民党的连长、保长、乡长和三青团的区分队长是要被定为“历史反革命”的。父亲不知情，专案组也找不到人证，但也不做否定的结论，就拖了下来。这样地富反坏右五座大山，我的头上就压了两座半。那时象征性地讲“有成分，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但没有结论的悬案，还不能体现这非常有限的一点点“宽大”。
初中时要在大队学校入团简直就是妄想。高中时开明多了，第一学期第一批填写了志愿书并被支部大会一致通过。可就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没有结论，一直批不下来。后来，校长亲自出马，翻阅了档案，出具了证明，终于才在高中毕业的前一天批准我入团。否则，回乡后就根本没有可能入团，后面上大学的政审推荐也就更困难了。在那个年龄，这样二十多个月待批，压抑使我变得沉默寡言。
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我常常不由自主地哼《闪闪的红星》里的插曲：“夜半三更呦/盼天明/寒冬腊月呦/盼春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