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吴家营
前些年唱遍大江南北的《常回家看看》在很多人看来不过是一首流行歌曲，好唱好听好玩。在海外漂泊多年之后，我踏着这个音乐的节拍回到了年逾八旬的老父老母身边，以求找找感觉，尽尽孝道。可是，残酷的现实告诉我回家太晚了，应该早回家看看，或者根本别回家看，因为你心目中的父母亲已不是记忆中的他们。
记得恢复高考后的一九七八年秋天，自己手持录取通知书，头也不回，义无反顾地告别了那块生我养我的贫瘠土地。后来，姐姐妹妹告诉我，母亲站在村头含泪目送，直到我的影子消失在西大洼的那片高粱地里。母亲说我是铁石心肠。
屈指算来离开故土整整二十四年了，两个小小的轮回把我从鲁北乡下带到了青岛，走进了京城，再赴英伦三岛，最后定居美国。虽也经历过许多风风雨雨，但是泪水却总在到达眼眶之前就让我给堵了回去，就像母亲说的那样，我的眼睛里有“拦河闸”，我有铁石心肠。
可是，二○○二年的春节之行，让我把二十四年积累的泪水都给补上了。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
这次回家过年时隔整整十五年。学着老美的样子，也给老父母一个惊喜，我没有提前打电话，计划在年三十的早晨悄悄赶回家。回到北京时，对身边的朋友讲：“回家的感觉真好。”毕竟有十五个年头啊。之前的无数个夜晚都难以入睡，想象见到父母时刹那间的无数种情形。或许母亲会喊起我的乳名拉起我的手：“儿啊，可把你给盼回来了。”或许用她习惯的口气轻轻地责骂我不打招呼而回：“你这个野孩子可回来了。”或许她高兴地烧水给我煮一个鸡蛋（大学四年每次回家都是如此），“先垫垫饥再说，路上一定饿啦。”或许她拉起我的衣襟嫌我穿得太单薄：“傻孩子自己不知冷暖。”也许她围绕我转上好几圈，喜上眉梢地唠叨：“这次胖多了，胖了好！胖了好！”也许也许也许；无数次梦醒时分，还在想象母亲见到我时的第一个反应。
我自己也设想见到老父母后应该怎样应对，是像美国人那样冲上去给一个西式的热烈拥抱？还是含蓄地说一声：“妈啊，我回来了。”还是学电影里那样大步流星地走过去握住她那长满茧子的双手说：“儿子回来陪您过年了。”
太多的假设和想象，太多的憧憬和梦幻，结果是太多的失望和痛苦。
没有思想准备，或者是根本错误的思想准备。眼帘的肌肉最后没有堵住泪水。
母亲认不出自己的儿子，这恐怕是人世间最悲惨的事情了。连续三声：“你是谁呀？我怎么不认识你啊？”好比三把刀子捅在了我的心脏里。我所准备的所有应答没有一句用得上，最后是自报乳名，她清淡地说了声：“啊，想起来啦。”
母亲老了，糊涂了，患上了早期老年痴呆症。
后来的几天让我看到了老父老母相依为命的艰难、痛苦和烦恼。父亲几乎全聋，母亲又丧失瞬时记忆，幸亏父亲头脑和记忆清醒，老两口才可相互照料和扶持。你用我的耳朵，我用你的记忆；你用我的双手，我用你的双眼，相互是拐棍。
年初一的早晨，按照当地风俗，早起床吃饺子放鞭炮，然后接受后生们的拜年祝福。父亲大概在凌晨五点就起来了，叫醒母亲开始烧纸“敬天敬地”和各路神仙。由于母亲糊涂，分发给不同神仙的“纸钱”放错了地方，父亲则在一旁大声叫嚷，老两口开始了新一年的第一仗。我站在旁边哭笑不得。后来，邻居们告诉我，类似的吵闹每天都有，母亲嫌父亲耳朵聋且说话声音大，父亲嫌母亲见事忘事。相互抱怨但又相互离不开。
等老两口敬完天地烧完纸，锅里的饺子已经开了花。听到大街上的后生们急切地等着给二老拜年，我打开院门，踊进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在一片“新年好”的祝福声中，母亲顾不上吃饺子，父亲顾不上穿新衣。我虽然吃上了期盼了十多年母亲亲手包的饺子，却是既走水又冰凉的饺子，滴着自己泪水的饺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