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菊子
我到北京才一学期，再回老家，普通话已经讲得呱呱叫，个头也蹿了好几公分。从前高中时班里排队，二十来个女生，我总是排在前四名，在北京一待，回家再一看老同学，她们倒矮下去了。
同学问有什么秘方，我说，棒子面儿粥。
刚到北京时，看见那黄黄的、稠稠的糊糊，闻着那怪怪的味道，尝也没尝，就把它给倒了。倒完了，手里还有半个馒头，半块酱豆腐，任是饥肠辘辘，也还是咽不下去。每个月只有六斤米票，只能保证每天中午可以吃二两米饭。偶尔有米粥，买了米粥，就有一天中午吃不成那二两米饭了，只好用饺子或馒头代替。
然而，入乡随俗，饿久了，那棒子面儿也能喝了，反正也没有别的选择。喝着喝着，竟喝出一种香味。后来也学会吃那硕大无朋的油饼。那油饼，摊开来大概有一尺长，半尺宽，刚从油锅里出来，热热地冒气儿，焦黄得放光；再配上半块酱豆腐，再配上一碗金黄的、稀稠适中的棒子面儿粥，吃完了，就足够抵挡上午那四节枯燥无味的必修课了。
记得那时候流行穿军大衣，尤其是男生，整个冬天就那么一件军大衣穿着，大约也是一个冬天不洗的吧。入冬不久，排队买饭时就能看见那军大衣背后的棒子面儿粥嘎巴。旧的脱落了，又蹭上新的，反正食堂里总是熙熙攘攘，挤满了端着粥碗、又在排队买菜、买肉的同学们。有一阵子，学校逼我们戴校徽，我们不愿戴，在校园里大家都是学生，出校园戴个校徽小流氓就要生事，戴它干吗。身上的粥嘎巴，现成的校徽，一冬天，谁都知道那是一学生。
早餐好说，吃了油饼、喝了棒子面儿粥可以扛一上午，最艰难的是午餐。尤其是碰上那不讲情面的老教授，你拼命收拾饭兜、把饭碗饭勺打得叮当作响，他还是无动于衷地熬到十二点，那你的午餐就成了问题。红烧肉、红烧带鱼之类管饱的菜不用说是没了，宫保鸡丁、酱爆肉丝之类下饭的菜也没有了，剩下的，不过是虾皮煮白菜，白菜帮子炒青椒之类。米饭没有了，饺子没有了，剩下的，是隔夜的馒头。吃不吃由你。
如果下午正好没课，就蹭了午睡，上中关村、海淀逛一圈儿。一出校门左手就有一个面包店，里面的面包很新鲜，啃几口就能填填肚子。再往前走一点，有长征食堂，好吃的买不起，买几块小点心，又解馋又充饥。走到路口，就是中关村副食品商店，那里头的好吃的真多，能吃的却有限，一是囊中羞涩，二是大家都在减肥，只能踮着脚尖瞅几眼，咽几口唾沫，走人。
中关村的农贸市场很有名气，据说是改革开放时的新事物。那里头吃的东西也多，只是好像现成的不多，我只记得后来去那里用粮票换鸡蛋、换花生米。
有几回，我们还一直走到了黄庄。黄庄也有一个农贸市场，里面有烤得喷喷香的烤白薯。我指着一个圆乎点儿的、热乎点儿的、大小正合适的白薯说，师傅，我就要这个。师傅偏给个癞皮的，我不要。师傅说，你这丫头，又不是挑对象，还非要个好看的。好看的烤白薯一吃，再喝一瓶那装在胖胖的瓷罐中的酸奶，误了午餐的委屈就差不多洗净了。
后来，大家都时兴减肥，晚饭的馒头就都免了，只喝二两棒子面儿粥。我还在继续蹿个儿，常常饿得头昏眼花。现在想想真不值得，其实那时候，真算得上胖的也就只有一位同屋，结果害得大家都跟着受罪。不过，就因为这一减肥，倒增加了棒子面儿粥的魅力。回老家后狼吞虎咽、胡吃海塞之余，唯一想念的学校的饭菜，就是那棒子面儿粥，虽遭家人耻笑亦不改初衷。
毕业后，生活水平提高，鸡鸭鱼肉不是好东西了，粗粮票也取消了，但吃粗粮反而时兴起来。于是，我便去买小米、玉米面儿。只是怎么熬、怎么煮，也加了碱面儿，还是整不出学校大食堂里的棒子面儿粥的那种稠糊劲儿、香乎劲儿。
美国的超级市场里，也能买得到粗一点的玉米，可以熬玉米子粥。也有磨碎的，应该也能煮棒子面儿粥，但小锅粥就是不香，平时一日三餐都是匆匆忙忙，家里别人也不爱吃，也就懒得为了自己的几口粥弄脏一大堆锅碗瓢盆了。
不过，用玉米面儿烤Muffin，便能烤出棒子面儿粥特有的清香。商店里有现成的原料，里面发酵粉、糖等都配好了，要烤的时候，先把炉子加上热，再往玉米粉中兑上一杯牛奶、一个鸡蛋就成了。我嫌那原料有些过甜，有时候会再加一些未加糖的玉米粉。调好后，注入Muffin盘子里，搁炉子里烤上个十一二分钟就成了。烤好后，不等你打开炉子，就能闻到那浓浓的香味。
一位同学来做访问学者，每次来我家，都是他自己下厨掌勺，只有这玉米Muffin是我的拿手好戏。看同学大快朵颐，我便油然而生出一种东道主的自豪来。玩笑间，同学说，Muffin只可意译，万不可音译。为文明起见，我们一致同意叫它“洋窝窝头”。
回国探亲，好不容易挤出时间去母校，心里思念起棒子面儿粥，便鬼使神差地走到那熟悉的食堂门口。看见一群陌生的年轻学生，便仿佛看见了当年的自己。食堂依旧，少男少女已经换了许多茬了。摆摆头，笑一笑，大概此生与学生食堂的棒子面儿粥是无缘了，还是接着啃我拿手的洋窝窝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