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陈咏蕙
我们的后巷有些恐怖：正对着院门是高墙，越过高墙是城市监狱，当然从来没人从里面越过来。小巷顺着墙根延伸盘绕，最后一头接到人民广场，一头接到市府。砖墙挡住了喧闹，街市后面是层层庭院，隔断背后是更大的挥洒空间。灰墙之下，还有各色的小挑担，左敲一记，右喝一声，断断续续成曲成戏，犹如南方的甜米酒，挖一勺，隔多时再挖一勺，樽中米花难下，嘴中酒香不散，总有得吃的。小挑担子是外间人带来的戏台子，我们父母们花钱请他们留下，摆开阵子，我们可以看上半天一天的。过半月数周，他们会走马灯似的转回来，我们口寡了，就会又挖上一勺子。
冬日过午的时光，阴湿湿，凉丝丝，孩子们无精打采，在课本上磨磨蹭蹭。家务还没有开始，父母还在备课改作业。爸爸坐在藤椅上，靠着软垫。那是我们家最好的椅子。爸爸的手下，一束藤打着螺圈圈，靠背上也有个越变越大的破洞。“藤——绷藤——椅有修——伐？！”这一声唱我们等了许久了，爸爸只好暂时去坐硬木凳了。还有，我和姐姐在棕梆**睡着睡着就滚中间去了。为了第二天起来不再听到我们的互相指责，妈妈也让挑担的把棕床一起抬到院子里去。小院还有许多家抬出相同的破床破椅来。修藤的人把担子圈挑得大大的，几月才绕回来一次，一次就在一个地方待上一天二天。我时不时地溜出去看一看，以不让人“插班”和监工为名。担子摆开了，一头是粗细、薄厚各异的棕绳藤条竹篦，长长短短支棱开来，像是走动的柳条，光滑柔顺。另一头是工具箱，叮叮当当。竹篦在水里泡好，已经够薄了，却还是在他手里片成均匀的二三片，飞花穿针般地“柔指”绕。匠是巧匠，却从无柔指，他们年年季季露着一双手，和粗具破物打交道。我蹲着，可以一看看半天。最喜欢被舞动的绳条们看得眼花缭乱，最后在眼花缭乱中，一刀割断，物归整物。另一头的藤子们好像在朝我眨眨眼：“还来吗？”我开心地回到功课上去。好啊，下次叫我。
过几天，又像在梦中般地被叫醒。这次，叫醒我的是有节奏的铁板子歌：铃——铃——铃！铃——铃——铃！我听出那是香蕉糖。香蕉糖也是个两头担：一头收旧货，一头卖糖果。有专门收破烂的，推着车子用麻袋收。旧书旧报旧衣破铜烂铁胶皮牙膏皮橘子皮都秤斤两买，给的是现金，妈妈拿了买菜的，没我们的事。香蕉糖担专收牙膏皮，给了牙膏皮，敲一小块香蕉糖。香蕉糖并非香蕉做的，黄黄的，香香的，我们馋馋的，就这么叫了。竹篓子上一张盘，盘着一圈圈黄黄的糖，掀开塑料布，很硬，要用铁板铁锤片出条条来。“这么少啊？”我觉得自己给了好多的牙膏皮。老头子笑呵呵的，又敲了一小块下来。我每次都要嫌——嫌糖少，嫌牙膏用得不够快，嫌糖在嘴里化得太快。
另一种糖，不解嘴馋，却养得眼福。那是南北皆有的糖人。在我们后巷，一个瘸腿的男子，嘴也是略歪的，背着木箱，也不吆喝，也不进来，在我们大门口，撩箱子一坐就是半天，只顾捏糖人。一个、两个，小孩子聚过来，悄悄地看。木箱子地下好像烧着炭，上层的格子里烘着各色的糖胶。用棍子拉出一条，迅速绕到竹签子上，然后用手捏出孙猴样，用剪子分出腿和胳膊，用小刀刻出五官，插上棍子和头箍，一个糖猴脱形而出。不光是猴，你让他做什么可以成什么。我最惊异他的葫芦泡。在拉出的细糖丝一头，对嘴轻轻一吹，就吹出透明的泡泡。要是吹的时候，在中段用另一只手轻轻捏着，就成葫芦啦。所有的糖块，在离开炭火一分钟左右之内，就要变冷变硬。它们在艺人的手下飞快地由糖变成一具具小人，最后再被大得多的小人们举回了家。我从没尝过糖人，但我看过无数回有形无生的糖人。现在回想起来，艺人不吆喝，孩子们也不用传唤，我们自己会找过去，因为糖人担子总散发出甜丝丝的气味。
这三种担子如今已经在后巷中走失了，城市的街区里，取代的是引擎的声响，这些挑担艺人们的后代呢？胡琴小曲在轮子底下戛然而止了么？我已经不爱吃糖，也不再嘴馋，可我依然怀念空气中甜丝丝的味道，以及化腐朽为神奇的从容和震慑，还有，那种人情的味道。就像那曾响在我们后巷的馄饨担，梆——梆——梆，在灰墙根下亮起一炉炭火，云吞雾绕下一碗碗夜宵出锅，寂静之中，那暖暖的感觉在后巷里悠长悠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