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三十年代末的交大毕业生，解放后一直在机电工业部门。为人淡泊，与世无争，从不过问政治，更不轻易求人。为了我的考试，却四处找人借书，借习题册。每天下了班就伏在书桌前为我解习题，直到深夜。每天早上又赶到邮局把那一叠厚厚的习题解答寄给我。我的时间有限，一刻千金，得通读弄懂高中全部数理化，得背公式，背化学程式，背政治，很少有时间去练习解题技巧。父亲解那些数学和物理题目时，每个步骤都写得清清楚楚，让我看了记住解题的思路。
当年全国下乡的知青，总数少说也有一千五百多万。据统计，最多只有五十五万后来上了正规大学，其他五十万陆陆续续上了电大函大之类的，其他的就只有当年下乡时的文化水平了。像我，就只有小学毕业。并不是他们不想，而是由于恶劣的环境，没有书，没有时间，由于种种原因，根本没有机会。我能考上大学，因为我有个学理工的父亲，也靠天意。我是幸运的。
考试的时候是冬天。等在寒风里进考场，手脚冻得冰冷，心里更是发毛。我已立下军令状，没有退路，也没有第二次机会，只能拼命一搏。
考试后
等待最是难挨。每天给小孩子上着课，像没事人一样，心里却度日如年。
考完出来，看那些老三届们讨论着试题，自信满满，便更加自惭形秽。越想越觉得自己一定是考砸了，今生再没有希望了。每天就这么疑虑重重，一天比一天感到希望渺茫。
因此，当房东儿子兴高采烈来告诉我说，我考上了，通知已在公社，我还以为他在调侃我。
“是真的，这样的事也开得玩笑吗？”他一脸正经，不由我不信。
我这位房东是退了休的区长，老革命，每月领一百多元工资，在当地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几个儿子都高中毕业，却也免不了回乡务农。他不是我们生产队的。看我们住的那屋实在不像样，他家新盖了瓦房，是给儿子日后结婚住的，反正空着，就让我住了进去。他的几个儿子都对我很好，我的房间就像他们的俱乐部，每天晚上都要来坐一阵子。因为父亲的关系，他们和公社干部都很熟。特别是小儿子，小名万崽的，那年才从县高中毕业，刚回乡不久，说话冲头冲脑，和干部们勾肩搭背，没大没小。别人当他是孩子，也不介意。
万崽那天去公社替他爹领工资，公社王书记让他带口信给我。我考试合格的通知已下到公社，但还有政审一关，通过政审，学校才会给我发正式通知。王书记要我第二天立即去公社谈话。
我得救了——这是我的第一个反应。但政审有什么可谈的呢？我家“文革”时虽被抄了家，却没什么严重政治问题。我自己一介学生，下乡时还不满十六岁。平时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种田，贫下中农有口皆碑。这时我庆幸自己还好没跟着别人去偷过鸡摸过狗，也没回家探亲超假不还。我的政审应该是最好办不过的。
第二天，我求万崽陪我一块儿去，而且不能离开我半步。
那天不是逢圩（当地有集市的那天叫逢圩），公社大院里静悄悄的不见一个人影。王书记的办公室在走廊的尽头，也是他睡觉的房间。里面一张床，一个写字台。
书记那天满面红光，连眼睛也是红的。一反往常的严肃，他和颜悦色，脸露笑容。万崽见王书记要和我个别谈话，只好离开。
王书记祝贺我考上大学，说应该感谢公社和贫下中农的支持。但考试合格不等于就能上大学了，还得通过政审一关。凡事政治挂帅，公社不盖这个政审合格的图章，考分再高也没人会要我。
我一边琢磨着他的话，一边打量着屋子。门是关着的。王书记没让我坐在办公桌旁，而要我坐在床沿上。他一边说话，一边朝我凑近。脸上红光满面是因为喝了酒，一说话，酒气冲天。
王书记越说越激动，干脆坐到我身边，伸出他的大手来握住我的手。
“今天早上喝了点酒，你摸摸，我心跳是不是很快？”他把我的手按在他胸前。他的心果然怦怦直跳。他又把我的手搬到我自己胸前，“你摸摸你的，没我跳得快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