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镰力
前些年，豆汁这种北京小吃，确曾辉煌过一阵子。“不爱喝豆汁的人，不能算真正的北京人”，这一对北京人的定义，流传颇广。于是引得不少醉心于京城文化的老外，纷纷跑到北京来找豆汁喝，非要从那绿色酸汤汤中喝出京味儿来不可，以确认自己算不算真正懂得京味儿文化。
我开始喝豆汁，完全是因为它的便宜。一分钱——相当于现在的一块钱——一碗，外加白送一小碟咸菜。那完全是七八岁的我口袋里的经济实力所承担得起的。每当黄昏，站在胡同口向西望去，红红的落日欲坠不坠地挂在天边，这时，卖豆汁的就会拉着木板车，吱扭吱扭地从落日中走来。那是一架很特殊的木板车，有点儿像北京卖水的水车，车身是一个长方形的大木箱，装豆汁，车尾巴部分闪出半尺宽的一长条木板，就权当了我们喝豆汁的小桌，并排可容纳三颗小脑袋趴在那里享受美味。
豆汁车一般总是停在我家大门口，因为我家恰在胡同的中段，于是孩子们就会围拢来，每只小手里都会高举起破烂的一分钱，争先恐后地喊着：“我要一碗豆汁！我要一碗豆汁！”卖豆汁的是位三十多岁的矮壮汉子，扁平脸，两颊总是红扑扑的，不爱说话，但对孩子们极公平，谁是第一个喊出来“我要一碗豆汁”，谁是第二个，第三个，他总是能分辨得很清楚，于是收钱，于是豆汁状元、榜眼、探花便喜滋滋地坐在从车上解下的三张小板登上，占据了车尾巴餐桌，每人面前就会摆上满满一碗豆汁。汉子总会郑重其事地问一声：“要不要咸菜？”三人异口同声：“要！”有的还加一句：“要辣的！”于是汉子就会送上三碟咸菜，其中一碟还有红红的辣椒丝。
晚来一步的若想趴在车尾巴上美美地坐着喝，则只能站在一旁耐心地等，一些等不及的，就坐在马路牙子上捧着碗喝，把咸菜碟放在地上。若是上等人，自然不屑于在街上与我们为伍，一般是打发家里的孩子拿个饭盆买上三五碗，端回家去，坐在八仙桌旁，就着焦圈、八宝菜慢慢地喝。
我第一次喝豆汁时，一大碗全喝下去，只感觉酸酸的，根本没觉出什么好来，却与小伙伴们一样，跳着脚大喊：“好喝！”喝过几天之后，滋味出来了，那浓浓的豆汁，微酸中透出一种不可名状的香醇，就着切成细丝的咸菜，一口豆汁，一口咸菜，每天都要喝得鼻头冒汗，心酣意畅。如果有一天卖豆汁的没来，到了黄昏，我和小伙伴们神不守舍，跳着绳儿，就会有人突然问：“卖豆汁的怎么还不来？”过了一会儿，又会有人望望红红的落日：“别是他生病了吧？”直到各家大人站在街门口，长声喊着自家的孩子回去吃晚饭，我们才各自怀着自己的小小失落，无可奈何地走回家去。
有一次，卖豆汁的一连三天没来，连父亲都发现了我的不安定情绪。等到第四天黄昏听到那短促而嘹亮的“豆汁！”叫卖声时，我飞快地从家里跑出来，快活地和小伙伴们奔走相告：“卖豆汁的来了！卖豆汁的来了！”大家像欢迎皇帝一样欢迎他。
岁月在风风雨雨中流逝，若干年后，每当别人问我最喜欢吃什么，我总是毫不犹豫地说：“豆汁。”但我再也找不见儿时胡同里那样好喝的豆汁了。七十年代，听说西四有家小吃店卖豆汁，我寻踪而去，那豆汁浓是浓了，但一股难闻的焦煳味儿。九十年代，西四建了小吃胡同，豆汁作为风味小吃，登上了这小雅之堂。一天，我兴冲冲地带上女儿去共享这美味，一路上，把多年来对豆汁的梦魂牵系，细细诉给女儿听，直把女儿听得不知豆汁到底是何方甘露。到了小吃胡同，端上来的，除了豆汁，还有油条和三样精致的小菜。女儿只喝了一口，就神秘兮兮地笑着说：“妈妈，我这一份也送给你享受吧。”
我尽管没像女儿那样断然拒绝享用，却也全然喝不出儿时的香醇了。豆汁就是豆汁，它又实实在在地变成了绿豆粉的下脚料。四十五年后的今天，我终于圆了豆汁梦，却也深深地明白了，童年的豆汁，只能永远留在我对童年的美好回忆中，世上是不会再有了。
仔细想来，这么多年萦绕于心间的豆汁，难道仅仅是豆汁么？不，应该说还有那和豆汁紧紧连在一起的北京古朴的小街和胡同，红漆大门的四合院，灰蒙蒙的天空，和那西方天际欲坠不坠的红红落日，以及从落日中拉着豆汁车吱扭吱扭地走来的豆汁汉子的身影，还有那儿时的欢快与无忧无虑。直到这时，我才明白了，因为那里边融着童年的生活和喜怒哀乐，好比是儿时爱唱的一首美丽歌谣，不管多少年后唱起它，都会使那久远的一切，软软地浮上心头。我想，这也许就是北京“食文化”的魅力之所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