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燕燕
小时候，我家住部机关宿舍，宿舍是一所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儿。一进的院子，不深，东南西北屋，四四方方，中间有用碎石铺成的一条十字路，直通每家门口。
北屋住着商伯伯一家。商伯伯是原国民党的留用人员，毕业于北洋大学，是留下来没去台湾的为数不多懂技术的干部之一。为了表示对旧政府留用人员一视同仁，新政府给了他一个行政十三级。若是共产党干部，这个级别够当副局长了，可涉及到权力问题，内外有别，职务只给了个正处，就让他管着别人操练不了的那摊纯技术活儿。祖籍绍兴的商伯母，瘦小精干，一口绍兴普通话，柔软动听。商伯母烧得一手好菜，还生了六个孩子。
商家大哥在北京农业大学读书，平时住校，星期日回来，戴着一副宽边眼镜。文质彬彬的大哥讲起故事来眉飞色舞，很带劲儿。二哥远在东北上哈尔滨工业大学，平日很少见。大姐小学毕业，考上了北京外语学院附中学法语，外语念得我都跟着昏天黑地。接下来的二姐，学习有点欠火候，她小学毕业后，只考上了附近一个特一般的男女混合中学。二姐时不时因为学习上的事挨骂。有一次，她挨了骂还嘴，气得商伯伯抄了通火棍，那是我唯一一次见商伯伯发火。二姐是我们一帮孩子的主心骨，但凡我们和其他院子的孩子有什么纠纷，被人欺负了，都由二姐带队去讨伐。所谓三姐，只比我大一岁，所以不像前几位有尊称，我们直呼其名星星。星星很随和，主意不大，配合极佳。商家老小，钢钢，亦是一副好脾气，乖乖的，讨人喜欢。
虽说商伯伯给压着不能当局长，活儿可没少干，其重要性也非常人可顶替。六十年代，家用电话还是个稀罕物件，商家桌上，已赫然摆一部在那里了。
东屋的贾叔叔常去用电话，他和爱人钱阿姨都是部长秘书，一对笔杆子，不是等闲人物。尤其是贾叔叔，逢部里开会，就是他发挥重要性的时候。我对这重要性到来的直接领略是一股沁人心脾的咖啡香气扑面而来。钱阿姨属于那种不是很漂亮但风度极佳的女人，出身资本家的钱阿姨会打扮，还会生活。几乎每个星期日，只要贾叔叔不喝咖啡，他们便集体打扮一番，上公园去了。贾叔叔并非大家出身，他爸从山东老家来过一趟，很土的一个老农民。可贾叔叔穿起笔挺的中山装，戴上金丝眼镜来，整个一地下党的模样。这两口生了三个孩子，下边俩男的是双胞胎，老大是女儿，跟我同名，也叫燕燕。院里一有人喊，我俩一起应着往外跑。后来大家只好直呼全名，冠以王燕燕，贾燕燕，以辨明正身。
住在南屋的我妈很少带我和弟弟去公园，她带我们去跳舞。妈是部机关的团委副书记，机关团委逢周末就在部五楼礼堂开晚会，有自己的乐队伴奏。妈的舞跳得棒，请她的人不断。我一直到现在还是个舞迷，大约与这早期熏陶有关。妈妈忙，妈忙着组织活动，跳舞，郊游，演出，她忙的事我都挺感兴趣。爸爸也忙，他忙着每天晚上去北外上英语课。爸爸是被保送去学外语，同班的同学们，是一批为党所信任，准备委以外事重任的年轻人。爸爸专心学他的外语，和北屋的大姐一南一北，嘴里嘀里咕噜地振振有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