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希凡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的北京度过的。那时的北京城才四百多万人。古城墙四围，古城门仍在。蓝天高高，白云淡淡，远处的西山依稀可见。那时也正值“文革”期间，学生不用上学，摆脱了考试和升学的烦恼——所有学校都关门了。我们一帮半大小子根本就不懂什么是“**”，趁着不用上学的大好时机，每天就在这蓝天白云下的古城边，玩得不亦乐乎。
偷桃
在物质匮乏的“文革”时期，小孩都特馋。如果哪儿有吃的，那一定是好去处。那时西出阜城门三里就是农田和村落了。我家所在的机关大院西边是生产队，还有乱坟岗子。生产队的菜地里种着茄子、青椒什么的。这些玩意儿没吃头。要是种西红柿，那一定绝收——全让我们给包圆儿了。村头路口有一排大槐树，春天一到，满树都是白色的槐花。有人说那槐花不但闻着香，吃着还甜。这下我们来劲了，手持长竹竿，跑到树下打槐花。那槐花虽不如水果糖那么解馋，也有几丝甜意。于是，我们几根竹竿一搅和，一树的槐花被捅下来一半。先坐在树下吃够了，然后把剩下的兜回去。临走还看着树尖上没捅下来的槐花，想着下次带根长点的竹竿或干脆上树。
到了每年六月中下旬，最诱人的地方是大院北边临街三里的桃园了。那些桃子香飘四溢，见白见红地挂在树上，**力太大了，于是，偷桃就成了这个时期的“中心任务”。这三百亩桃园归月坛公园果农班管理。果农们不但给桃树施肥，浇水，还负责对付我们。这片三百亩的桃园全部用一人高的铁丝网围着，铁丝网外还种着带刺的灌木。一到收获季节，果农们日夜轮班，巡逻护桃。
他们在明处，我们在暗处，而且我们是“团伙作案”，让他们防不胜防。往往我们能轻易得手：在桃园里挑大个的、软乎的照饱了吃，顺手再揣几个回院里向其他哥们儿炫耀，也可以给他们解解馋。这样一来，大家都尝到了桃子的甜头，每年的偷桃大军不断壮大。这令果农班的师傅们头痛不已。果农班的班长姓高，人称高师傅，个子也高，估计是个复员兵。果农班的农工享受工人待遇，每月有固定工资，旱涝保收。不知为什么，他们非要同我们这些小孩子较劲。如果古时文人“偷书不算偷”的话，那孩子们吃个把桃子就更不是偷了，就算“拿”吧。如果高师傅隔三差五地给我们送两筐桃子来，我们一人吃仨也就饱了，谁还去“拿”？也省得他们天天转圈巡逻了。我们在桃园里连吃带扔，不知祸害了多少桃子……但是，“从来没有救世主”，不能指望高师傅赏咱们桃子吃，还得自己去“拿”。
某日，我们几位又要下手了。这次我把家里的老虎钳子拿来了，这玩意儿是剪铁丝网的快手。由于我有钳子，所以充当了“尖刀班”的角色。在一片灌木稀疏的僻静处，我钻进去就开剪。刚剪几下，衣领忽然让人揪住了。回头一看，不好！是高师傅！这时几个同伙已做鸟兽散状逃走，剩下两个铁杆在旁边看着我干着急。忽然，他们冲我大喊：“钳子，钳子！”我立刻明白了他们的意思，乘高师傅不备，抬手把钳子扔给了他们。他们拿着钳子，一溜烟就不见影了。高师傅抓到我顶多批评教育，但是如果拿到我的钳子，一定会没收——那玩意儿值三块多钱呢，能买十斤好桃。高师傅看我把作案工具“转移”了，气得不行，但也拿我没脾气，打不能打，骂不能骂，气哼哼地带我去找家长。到了家里，父母上班了，只有外地来暂住的亲戚在家。尽管高师傅把我一阵数落，但亲戚也拿我没招儿。后来，她根本没把这事向我父母汇报。钳子保住了，前些年我回国时，还看到那把旧钳子躺在工具盒里，但是那三百亩桃园却早就铲平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群群楼房。农工班的师傅们也不知去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