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小京
我出生于一九六三年，喝着“文革”奶长大。
偶然碰到儿时的邻居叔叔阿姨，他们总夸我小时候聪明，“能背诵所有毛主席诗词和老三篇”。那时我应该三四岁，据说我本身就是节目，永远不厌其烦地为任何人背诵，来者不拒。可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过自己的背功。我猜毛主席诗词和老三篇对于三四岁的我来说，是水果糖或者糕点。
当时，我在北京市府大楼附近的幼儿园，玩伴中一对双胞女的名字很好记，“东方红”和“太阳升”，没姓。她们的父母给她们起这等名字，至少能起到某种意义上的保护作用：欺负她们，谁敢？
一次在大街上，母亲突然一把把我拉到墙边，以免被奔跑的一群人撞倒，他们追赶上他们的猎物——一个年纪挺大的人，一片嘈杂。他是给他们架走的，除了几块砖头和折断的木棍外，地上还留下几滴血。
我跟着母亲参加过一次卫生系统的批斗大会，在卫生局楼前。口号声响起，我吵着要抱要看，母亲不抱。我跑到另一边，一个邻居叔叔让我骑在他的肩膀上。我看见台阶上站着一排挨斗的人，一律低头，每位有三人执行：两人反押双臂，一人立后揪着挨斗人的头发。我当时会是什么样的表情？反正听到哪里开批斗会，我经常要去看，就像现在的孩子去动物园。
搬家后，我转到北京西郊一个军队大院的幼儿园。搬家其实一点没有意义。母亲是儿童医院的大夫，当时在房山下放，喂猪；父亲是军人，在地方上“支左”，几乎不回家；妹妹被寄放在永定门附近的人家，我简直就是幼儿园的永久居民。周末我不孤单，十几个孩子缠着厨房李大爷，他是老红军，一讲故事就是长征时他怎样把皮带煮出香味。
我们学跳舞和唱歌，跳过一种西藏长袖舞和带翻跟头动作的红军舞，唱的歌多为样板戏，因嗓子不好老师只让我演刁德一。每次演出完能得到一包饼干，那种饼干我自己也经常买，两角钱一包。我们也画画，大院报社的美编叔叔当着大家的面一会儿就画了一幅刘少奇的漫画，之后加上的叉子好像用的是红蜡笔。我羡慕极了，因为我画半天也不像。我发觉画画是件令人激动的事，我的习作不断出现在纸上、墙上、马路上，有一次竟是在一个弱小男孩的外衣上。我善于使用彩色铅笔和蜡笔，粉笔不好掌握，不鲜艳。
然而，每星期六别人被父母接回家时，我知道我在盼望什么。
我曾偷着跑回家好几次，但门永远锁着。只有一次例外，那天，远远看到母亲背着大行李卷刚进楼门，我兴高采烈地一头冲到家，却招来一顿打，原因很简单，我不能在父母不在家时“开小差”，因为我已经被“交给”幼儿园了。
在这之后，我跟母亲去乡下待了些日子。猪场在那个村子一角，养着数不清的猪。每天清晨当我睁开眼睛时，母亲已经把猪饲料煮好，用那种直径一米的锅。母亲拎起盛满饲料的桶，招呼我一起去。我很喜欢看猪们津津有味的吃相。
村里经常派人来起圈和送干饲料。据母亲后来讲，喂猪是当时最轻的农活。有一次，母亲和大队兽医把头病猪治好了以后，憨厚的大队书记才知道母亲是大夫，派人从北京买来针灸针，请她做赤脚医生。母亲出身于中医世家，但只受过西医教育。她想试着学。那个印有语录的黑色皮夹里有几十支针，短的连柄四厘米，长的有十几厘米。几天后，就有妇女队长愿意在自己胳膊上试针。
母亲在回北京之前的半年，成为了大队专职赤脚医生，不仅学会了针灸，还学会配中草药和号脉推拿。我牙疼，怕门诊部的钻头，母亲一针虎口穴，顿时见效。乡亲们对母亲非常尊重，总帮我家劈柴挑水，我惹了谁家孩子，这孩子回家反会挨打。以后许多年一旦有乡亲上京城，都会提一篮鸡蛋先来我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