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北京市公安局经常在工人体育馆组织“万人公审大会”。说是“审”，实际上判决书早就写好了。先由首长讲话：当前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但是阶级敌人如何如何，然后就宣读判决。每次必有一批死刑犯伏法。犯人皆五花大绑，脚上戴镣，脖子上挂着牌子。三个警察，两个在左右，一人在背后揪着犯人衣领。当念到“×××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时，后面的警察一脚便将犯人踹倒在地，会场上群众的口号声顿起：“打倒×××！”“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场面热烈，而且极富戏剧性。死刑犯里五花八门，什么人都有：有“现行反革命”、逃亡地主、强奸犯、杀人犯……我至今还记得一位死囚的名字，叫夏杜克。他比我大不了几岁（那年未满十八岁），父亲是个部级干部，家里生活优裕。但这小子却溜门撬锁，偷盗成性，就为这，给拉出去毙了。
我对班主任“老牛”最不理解的就在这儿：在“流氓学习班”期间，凡有“公审大会”枪毙人，他必命我去参加。问他去干什么，他说让我去“受教育”。人家那儿枪毙人，关我什么事呵？我在那儿能受什么教育啊？就因为我十二岁唱了句“黄歌儿”（“你含苞欲放的花，一旦盛开多美丽”），离犯死罪可还远得很哪！是不是觉得我“罪”不“大”，“恶”不“极”，让我去跟人家多学几手（受教育），好早日将我绑赴刑场呵？
后来有一次，应该上午九点在“工体”北门集合，当天正好下起暴雨，我心一横，骑着自行车奔广渠门外买新鲜蔬菜去了。那是我第一次逃学。
不久后的一天，我和几个初中生去东单体育场打篮球，傍晚饿了，就走到台基厂现在的松鹤楼的前身——一家上海小吃店吃饭。不知为什么，“店小二”看我们的眼神儿当时就不对，等我们点过菜，他又来问我们喝不喝酒，我们就叫了几瓶“小香槟”。吃喝完毕，我手里还攥着半个包子，大伙儿就往外走。一出门全傻了：门外居然已埋伏了一帮警察，像夹道欢迎似的，分两排站着，把我们堵在中间。当时北京市公安局就在这家小吃店斜对面的正义路上，警察出动当然很便捷，但至今我也搞不懂他们为什么要出动抓我们。就算我们是自己找上门来“太岁头上动土”，可吃个便饭能算什么大罪过，犯得着惊动这么多民警叔叔吗？我已经忘了他们是怎样把我们关起来，审了些什么，只记得审讯完毕，隔了很长时间，才又有人进来。来人说已经和我们每个人的学校联系过了，让我们明天各自找学校工宣队交代问题。然后他又特别走到我跟前，点着我的鼻子说：“别瞧你最小，你在这里头最坏，我已经掌握你的全部情况了，明天张队长和甄老师找你算账。”
我们一路往回走，都不说话。我手里剩的半个包子一口也吃不下去，路过东单公园时，顺手扔到树丛里了。我想起“老牛”那身结结实实的肌肉，想起他那缝隙似的眼睛，我与这两道缝隙对视了两年，却始终看不到里面藏着什么东西，猜就更猜不到了。我想，我受“万人公审大会”的教育实在已经受够了。所有该当死罪的行为：书写反动日记、强奸、**、通奸、诱奸、猥亵……我也都了然于胸，只差身体力行了。所以，我已完全没有必要去学校了……在我正式逃学的初期，班主任“老牛”仍一心想挽救我。他让许多同学捎话来，希望我“悬崖勒马”。下班后，他常常有意骑车绕道我家门前过，企图把我抓个正着。那时我家附近正在建地铁，工地上堆着用不完的卵石。我在街角、树后和门洞里储备了不少石头，只要“老牛”从胡同经过，我就一阵乱石砸将过去。“老牛”在最后一次终于镇定下来，他捏住手闸停下车，一条腿跨在车梁上，冲我大喊：“姓顾的，你等着！毕业的时候找你算账！”架不住石头不长眼，他喊过后，即蹬车鼠窜而去。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
在逃学的日子里，我度过了少年时代许多快乐的时光。我讨厌学校，也看不起老师。后来我虽然又上过学，但逃学已成了习惯。我所有有用的知识都是在逃学期间自学，或从朋友们身上学到的。学校还常常使我联想到“万人公审大会”，至少在当时，学校和“万人公审大会”的确具有某种相同的气氛。我虽然逃了学，却无法从那种气氛中彻底挣脱出来，至今依然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