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顾晓阳
大约在一九六八年前后，学校里办了一个“流氓学习班”，班主任便毫不犹豫地把我送了进去。当时我十二岁，念小学五年级。
“学习班”一共有二十几个人，都是全校最知名的坏学生，有打架不要命的，有破坏公物狂（打灯泡、拆课桌椅、毁坏门窗），也有小偷小摸的。最多的是扰乱课堂秩序的“害群之马”。我的罪名却是：“抽烟，喝酒，唱黄色歌曲，和不三不四的人来往”。
我第一次抽烟，是从我父亲那儿偷来的“大中华”，我和朋友躲在门洞里，像干什么秘密勾当。他教我怎样把烟吸到肺里去。那天我连抽了两根，脑袋开始发晕，回家后觉得有点恶心，就拿了一个苹果躺在**吃，刚咬了两小口，便昏昏然睡过去了。后来我们到有梳妆台的人家里去抽，对着镜子，练习鼻孔吸入的技巧。
我父亲抽烟很凶，看书的时候一支接一支。我坐在他不易察觉的位置上，仔细观摩。他一口能吸掉整支烟的四分之一，吸过以后，许久许久才有一点点薄薄的青烟从嘴里或鼻孔漏出来，其余的皆不知去向。
开始，我和朋友们都认为这是一种技巧，我们反复练习过，没有成功。
不管把烟在肚子里憋多久，到喷出来时，仍是浓而色白，且与吸入的烟量大致相等。于是，大家对我父亲这种老烟鬼称羡不已。
事实上，我们抽烟时非常注意隐蔽。一般都是在大力家抽，一边抽一边放唱片。大力家刚被抄过一次，房间里空空****，唯独这架老俄国留声机幸存下来。有一天正放着《梁祝》，谢鸡子儿慌慌张张地跑进来喊：“快！警察来了！”余音未散，警察已进了门。他十分内行地问我们：“听什么哪？《梁祝》？”然后直奔留声机，拿了唱片就走。事后哥儿几个都是一身冷汗。谢鸡子儿说：“操，一耳朵就听出来是《梁祝》——丫准是个老‘晃儿’。”
我喝酒的历史比抽烟更长一些。有一阵子我们时兴卖破烂儿，我卖的是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六年的《人民日报》，几乎一天不漏。大力的二哥抱出来比城砖还巨大的两本《资本论》，反倒不值几个钱。其他人从家里搜到的是什么，我已记不得了。我们去的是贡院的废品收购站，卖了钱，直奔东单食堂。大家围圆了坐一桌，每人要了一大碗散啤酒，颇有点水泊梁山大聚义的架式——“喝罢，将碎银子丢在桌上，唤店小二自来取去。”
我的班主任姓甄，外号叫“老牛”，小脑袋，浑身肌肉，眼睛只是两条缝儿，嘴巴闭不住。他是刚从中学毕业分来的高三学生。在我印象里，那时所有的中学都正在准备上山下乡，他为什么能留在北京当小学老师，不得而知。“老牛”从一开始就看我不顺眼。现在回忆起来，根本想不出他教过我们什么课，是怎么教的；只记得他在课堂里命令我站起来，批评我，一次又一次地逼我写检查，或者在游行（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原子弹爆炸成功、抗议苏联侵占珍宝岛等等等等）时趁天黑人乱踹我的屁股。如今我能写一点文章，大概跟甄老师当年苦心栽培我写检讨不无关系。记得有一天中午放学后，他不让我回家，非逼我写完一篇深刻检查不可，然后自己就去食堂吃饭了。教室里空无一人，我写了两行就趴在课桌上睡去。后来一位老师偶然进来看到我，问我为什么还不回家，大概我的回答相当凄惨，那老师想了一会儿，说：“算了，别写了，回家吃饭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