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蒋在苹果小队，干活时和小芳没有接触的机会，倒是我们桃子小队的知青，天天和小芳一起干活。小芳是“老职工”，我们的师父，领我们干活，一见我们做得不对，马上就甜甜地大声吆喝：“哎，看你累得噢，这样做。”（“累”是南京话，相当北方话里的“累赘”、“笨拙”的意思。）知青谈恋爱是犯双重错误。我们是革命的新一代，是下乡来“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接受再教育的，要一心一意搞革命。谈恋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搞”这种情调的人，和乱搞男女关系的“流氓”没什么两样，都是犯思想路线上的错误。
知青和农村人谈恋爱更是致命，这意味着一辈子都甭想“上调”（即回城工作）。现成的例子就在眼前，医务室的赵医生是一九六八年的知青，和当地人结婚而至今没能回城。其他“老三届”的知青大都已回城，没走的也都在总场、县城的工厂里，只有结婚的她还在偏远的队里。平时常常念叨的“一颗红心，两手准备”，此时听着像醒世警言。
小蒋和小芳的爱情从来不是明目张胆、死去活来的，而是眉目传情、心照不宣的那种。由于事关重大，竟也没人开他俩的玩笑。当然这种“恋爱”决不是现在人想象的那种程度，偷偷摸摸地抱起来往**跳。
对于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无产阶级，这叫“谈朋友”，或叫“搞对象”。这种关系也很简单，说好听的是比较含蓄，说不好听的叫压抑：只要俩人经常在一起，看电影、聊天，干活时相互帮助，生活中相互照顾，就是好上了。当然“好上了”也不是现在人所说的“搞上了”的意思。事过境迁，要想准确表达一个时代的氛围，而不让不同时代的人产生不必要的联想，看来很难。
当然，不是说所有的男女关系都这么简单。自古以来，食色，性也。不过还得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即“饱暖思**”。当时，知青想回城的压力都很大，小蒋也不例外。他不仅有回城的压力，还有向上爬的雄心。他是我们队的团支部书记，眼睛却盯着分场团委书记的位置，每次分场场长或书记来，他都忙得屁颠颠的。据说入党报告也呈上去多时，还忠实地每月一次地写思想汇报。因此，他很小心谨慎。
对**的自然向往，被熏红了的政治压抑着，化作无尽的、不着边际的闲聊。如果发现哪对男女可能有实质性的关系，更有好事者跟踪、窥探。如程队长和女知青“二吨半”的床头关系，就硬是被我同宿舍的小李和小刘发现的。
程队长土生土长，参军、复员后做队长也有五六年了，早就把农民兄弟的淳朴和善良磨了个精光。他长得古里古怪，还一天到晚拉着又黑又长的脸，好像别人都欠他的钱，一双猫头鹰似的眼睛，直愣愣地看着人，随时要发现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知青中有好斗打架、自称天不怕地不怕的，但都不敢得罪程队长。他掌握着本队知青的户口和档案。
“二吨半”是个胖姑娘，在吃得半饱的当时可是个稀有动物。说得一口悦耳的北方普通话，为人爽快，在男女关系上据说也是如此。父母显然是军队上的，但肯定不得志，说不定是林彪线上的人。
“二吨半”和程队长的事在知青中绘声绘色地扩散，结果，新鲜感和好奇心被满足后，大家的心情变得更加沉重。出身“根红苗正”，屁股上“没尾巴”的人，关上门恨恨地骂两声。胆大的对着程队长的老婆纵情高歌：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胆小的只好在心里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大家沉重的心情就来自于这知情后而又没处发泄的悲哀，谁也没胆量告发大权在握的“党的干部”。农村经过“四清”、“文革”，领导班子受到一些冲击，但总的来说，比城市稳定。诬蔑党的干部，是现行反革命罪，轻则开除，重则判刑。和他顶梁子，给小鞋穿，是便宜了你。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永远伟大、光荣、正确。他的需要，就是革命需要。于是，这故事就像空气中回**了大半年的哀乐那样萦绕心头，挥之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