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曹立群
引子
“老实交代，到底有没有小芳？”妻子的这个问题已经问了多年了，我每次的答案都很一致，但每隔一些日子，她还是要再问一遍。
“真犯嫌，哪能人人都有小芳！”（“犯嫌”是南京话中讨厌的意思，用法也完全一样。）自从《小芳》这首歌风靡以来，小芳已成了旧情人的代名词，因为我也下过农村。《孽债》这部电视连续剧问世后，问起小芳，又多了一层以前没有的含义：没准不仅有小芳，还有个孩子呢！
“你老实交代，我既往不咎。”她脸上挂着诱人的微笑，无比温柔地靠在我身上。
“少来这一套，没得就是没得。你一定要掐到我说有，不是存心让你难受吗？”我耐心地解说。
妻子问不出结果，不久便呼呼大睡。我这边却翻转无眠，大脑里回**着《小芳》的曲调和歌词：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长得好看又善良，
一双美丽的大眼睛，
辫子粗又长……
蒙蒙眬眬中，有些已经忘却了的记忆开始慢慢地从心底升腾起来。那是丝丝缕缕、淡淡的、苦中带甜的回忆，隐隐约约，在妖娆无边的桃花丛中，还真浮现出个青春活脱的小芳！
故事
不知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忘记这个小芳。这种追忆，不是切切的思念，只是不经意时，心底就会飘过一点点小芳若有若无的影像。
我于一九七五年高中毕业，那时我们必须自觉自愿地俯首于命运的安排，到农村去“插队落户”。
知青是特殊年代的产物。一九六六年开始的“**”，闹得全国一片混乱，生产力停滞不前。一九六八年底，“红太阳”的革命目的已达到，但四百万血气方刚“拿起笔作刀枪”的中学毕业生待在城里，既不能升学，也不能就业，看得他老人家心烦意乱，于是挥挥大手，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一时间，全国各地高中、初中的毕业生，热泪盈眶地响应号召，打起背包就出发，拿起锄头作刀枪。
到一九七五年，知青下乡的热情已消退。一九七四—一九七六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下乡再煽**。不像“老三届”的知青，我们不需穿林海，过雪原，去“支边”，也不用到偏远的苏北农村去“插队”，我们去的只是近郊的农村或农场。不幸的是，此时已形成制度，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去，基本原则是每家“两丁抽一”。不过这时也体现了进步，这“丁”男女皆宜，决不重男轻女。此外，独生子女可以留城，有疾病的也可以留城，这样，全班一大半的人都可留城，下乡的只是少数。
这时的人也学乖许多，人人知道“蓝天、白云”下的艰辛。春节过后一开学，学校里本来就靠边站的数理化全部取消，下乡的政治挂帅，大张旗鼓开会动员，小组讨论，人人表态，忙得团团转。班主任家访，父母在单位被叫去开座谈会。
我校还出了个想顺杆往上爬的猴，是某军区司令的千金。她登台大唱高调，随着“山丹丹那个开花赛朝霞，延安那个窑洞住上了北京娃”的歌曲，宣布延安窑洞也要住上个南京娃（但愿她现在一切都好）。闹腾得十几个积极要求上进的同学也跟她报名去了延安。但大部分人此时已变得透心凉，对台面上的慷慨激昂不感兴趣，表面随大流、半起哄地鼓掌几声。当然，饭得吃，屎照拉，写申请书坚决要求到农村安家落户，扎根山村干革命的都是家里“两丁”中该下乡的。
我在家是老巴子，即最小的一个。一哥留城，一哥下乡，我成了动员的重点对象。但我对笔、对锄头、对刀枪都不感兴趣，就像对入红卫兵、对入团都不感兴趣一样，死活不吃那一套。磨磨蹭蹭搞了几个月的病退，实在不行后，我“幸运”地搞到一个去国营林场的名额。那年头，去农场等于吃皇粮，十二元／三十八斤粮票一个月，旱涝保收。于是，一过完年我就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