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金力
我时常在梦里醒来，是因为故乡。离乡二十年方知乡愁竟是那一份梦醒时久久不去的惆怅。
关于故乡我有很多故事，它们是我悲伤的源头。我写下它们，只为了纪念那沉淀在心底，让人窒息而又挥之不去的记忆。
一
我的故乡只是个有三四十户人家的村子。村子的东西各有一条不算太宽的河流过。
记忆中的村子，大人们总是清晨排着队在队长的吆喝声中，顺着那窄得只能一人通过的长长的独木桥，扛着锄头去种地。傍晚太阳下山的时候又懒洋洋地结伴而回。
我喜欢躺在**听布谷鸟远远的鸣叫，也爱在满地金黄油菜花开的时节，走在田埂上，闻那青青的香味。一片馨香，一色的原野和心底里莫名的悸动。我知道这是上苍对生命的祝福。
不知什么时候，村头的小路边多了几间新盖的草房。
一队打着红旗，背着行军被的大人们在这里住了下来。
从此，这个从前安静得连狗叫都很少听到的村子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我们总是喜欢在大人的夹缝里钻来钻去，看他们舞红旗，翻跟头，说快板，唱戏。村里几个半大的小伙子和丫头们也加入其中。
马老师也来了。他竟会拉那听起来激昂高亢的板胡，就是远远地在村外都可以听到声音的那种。后来，听说马老师能拉小提琴，那些人又从城里借来了小提琴。马老师会拉所有的歌。他还会拉洗衣歌，听起来柔柔的那种。还有很多我们听不懂的歌。我们也常常围着他，听他拉小提琴，问他问题。特别是那些丫头们，整天围着要马老师教她们。
马老师是村上三个老师里唯一一个从外面来的。我们不知道他从哪儿来，只知道他就一个人，住在村头三间教室的顶头。马老师上课和说话都是笑着的。不像丁阿姨，总用一根长长的竹条，梆梆地敲在书桌上，骂我们上课说话做小动作。而马老师总是教好语文，又教算术，教了一半又教班上不同年级的另一半，然后再夹着书本到另一个教室去。
我们常进到他住的地方。一张床，一张靠床的小桌子和一顶似乎补过不少地方的蚊帐。他的衣服总是压在枕头底下，因此穿起来是皱皱巴巴的。队长怕他一个人不好生活，要他需要时可以挨家挨户地去吃饭。记得有一次，他很早来到我们家。妈妈匆匆请人买来一斤猪肉。可是一碗烧好的红烧肉放上来，很快就被我们几个孩子瓜分殆尽。马老师摇着筷子，在碗里转几圈，见没有什么东西，就又取回来，慢慢地吃他的白米饭。听他和妈妈唠家常，似乎他也是从小受苦的那种人。
也不知什么时候，马老师不再来我们常聚集的地方。上课的马老师也没了往昔的微笑。脸色苍白的他总是匆匆上完课又匆匆回到他自己的小地方。丁阿姨则用窃窃的私语和所有来访的大人们谈话。我们预感一定会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发生。
终于在马老师消失几天后的一个早晨，我被外面的喧闹吵醒。大家一起涌到东面的河岸。街头常和马老师聊天的王大爷和队长已在一条小船上用竹篙在河里捞着什么。船至桥墩的时候，王大爷突然叫“有东西”，队长便急急地钻入水中。捞上来的是一具硬邦邦的死尸。“马老师，你怎么就这样走了呢？”是王大爷一声长叹，接着他就趴在船头上哭泣起来。
马老师走了，我们知道那消失了很久的小提琴是不会再回来的。工作组的人则告诉我们，一场可能发生的“资本主义复辟”，人头落地的危险消失了。
很久以后听大人们说，马老师还是一个什么歌舞团的第一把小提琴，“反右”的时候就是“右派”，后来查出他还是什么中统特务。他在我们这儿躲了好几年。上面找到他的下落，要带他回去，他不敢回去，因此便在晚上关押他的地方，把围墙的竹竿拔掉，溜到河边选择了自杀。我的一个年长的朋友后来告诉我，是因为工作组的组长不喜欢他，所以把他的问题告到了上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