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岁那年，父亲回四川，偶遇他的初恋。那曾经非常美丽的女人已经被生活折磨得面目全非。因为“历史反革命”罪，她的丈夫被关押，释放之后以拉板车为生，而她的肺病已到晚期，还有三个幼子。她的姐姐找到我父亲，请我父亲帮助。父亲给了她二十元。
数月之后，母亲收到一封信，信中说：“所欠之款，做牛做马定当还清。”署名正是那个女人的丈夫。我不知道，那个男人怎样找到我母亲的地址，写这封信又出自何种用心。
至今，我仍然记得母亲收到信，大哭的样子。母亲说：“他不曾给过我们一分钱，却……”
这一封信，这二十元钱竟然彻底摧毁了夫妻感情，而那情感被严酷的现实，长期的分离所磨损，已经绷紧到最脆弱的一线之间。那也正是山雨欲来的“文革”前夕。
我不能责备我的母亲，也不能责怪我的父亲。
自母亲提出与父亲离婚，父亲探亲回北京，只能寄居亲戚家。因为很难见到我，他千方百计地托人将我“骗”出来，或在我可能出现的地方等候我。当“文革”开始时，他就更没有理由见我了，因为我也不愿见这个“右派”父亲。
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八年，我经历了人生最大的磨难和转折。其间，母亲被专政，自杀未遂，十四岁的我独自过活。我的父亲在哪里？我不知道。
一九八一年，在未通音信十四年之后，父亲突然托人带来口信，他已在北京，他的“右派”问题即将改正。
每个放学的周六，父亲在校门口等我，同我一起吃一顿饭。然后，他伴我去崇文门菜市场买菜（那是我每个周末必做的功课），再陪我坐地铁到达玉泉路，走过当时两旁还是田野的小路。在院门口，他和我道声再见。
父亲知道，我的周末是属于母亲的。他似乎也知道他这个没有尽责将我培养成人的父亲，是没有资格和母亲竞争和我相处的时间的。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每周一饭，花光了他不多的积蓄，后来他在北京的日子，每天只能吃一餐。
因为再婚，父亲终未能留在北京。一九八四年出国之前，我们见了一面，一起去北海，将祖母的骨灰撒入湖中。父亲生在北京，祖父母也曾长期居住北京。几年前，在白塔寺附近，坐在电车上，还能望见我们祖屋上的飞檐。当然，那早已不是我们的祖屋，如今连那飞檐也不知去向了。
以后的日子，我回国探望父亲，最多数周。父亲来美，每次不过半年。
我和父亲相差三十岁。算起来，我和这个给了我生命的人相处最多不过五六年，其间三年，我因年幼，无从记忆。我没有办法和父亲非常亲密，至少不习惯和他的身体碰触。每当困难的时候，我第一想求助的人也不是我的父亲。
父亲收到我的汇款，他是高兴的。每次我给父亲汇款，我感到一种心安，一种为给予我生命的人，一个饱受苦难的老人尽了义不容辞责任的心安。
我知道这样的直率近乎于残酷，但是我和父亲确实没能在一起度过多少日子，无论苦难，还是欢乐。外界的残酷和内在的无知伴随着我的童年，外界的残酷和内在的痛苦伴随着我父母的中年，而无奈却伴随着我们三人的今天。但愿，但愿错失和懊悔不再伴随我们的明天。
我常常忘记父亲节，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觉得那不是我的错，当然那也并非我父母的错。我不会因为忘记这些节日，去说上一句“SORRY”，或补寄一张祝贺卡，那种卡片之于我和我的父母，都太轻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