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杜欣欣
对父亲，我谈不上感恩。请原谅我的直率，因为他确实对我没有养育之恩，虽然我是他生命中的最爱，虽然没有养育我并非出自他的选择。
在母亲怨恨的话语中，年轻时的父亲往好说是一个纨绔子弟，往坏说是一个“花花公子”。当父亲再次来美与我同住时，他对我谈了他的家庭以及他的一生。
父亲的一生很长，九十分钟的录音带，我录下十几盘。一个接近八十岁的人应该可以坦然地谈论自己的一生了，特别是对着他几近知天命的独生女。
我的祖父李肇甫（字伯申）自青年时代，就开始追随国父，后曾为国父灵柩的牵绋者。国父去世后，祖父退出政界。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曾力邀祖父出山，祖父拒绝。后来，祖父在上海，与沈钧儒合开律师事务所。他曾为七君子的辩护律师，也曾为董竹君的离婚律师。抗日战争爆发，于是，祖父离开上海，辗转香港、广州、武汉到达重庆。
在陪都重庆，蒋介石亲任四川省主席，后由张群接任，而祖父是张群的省政府秘书长，还曾为国民党政府的首席大法官。祖父虽权倾一时，却又两袖清风。在四川，祖父全家一直借住于他人之宅。然而，祖父的两袖清风，并不妨碍父亲以及父亲的兄弟成为“花花公子”。
母亲的记述，父亲的回忆都证实了。在母亲之前，父亲确曾有过多位女友。然而，不知是他记忆出错，还是事后溢美，从父亲的坦白交代之中，我并没有发现多少“油水”。在某种意义上，“花花公子”实在是徒有虚名。
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花花公子”却又名实相符。父亲会玩儿，少年时曾获全国花样滑冰冠军；父亲善歌，他唱的英文歌曲颇有平·克劳斯贝的味道；父亲善文，但仅止于情书，他多次为多位朋友捉刀而赢得美人归；父亲性喜交际，信奉千金散尽还复来；父亲好热闹，也喜欢出点小风头。如许多世家子弟，父亲虽纨绔却不阴险狡诈，不知稼穑之艰辛，也不懂人世之险恶。
父亲所有的十八般武艺，独缺保护自己的技能。一九五七年，他居然不知收敛，被上级的真挚所感动，说了几句话，表达了自己的一番好意。父亲说的不过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之类，而且那还不是他的原创。不过是他听了来，以为那话深刻，或想表现自己的深刻，转述而已。毫无疑问，父亲在劫难逃。
父亲这样的一个纨绔子弟，被戴上一顶“右派”帽子，不能不说是抬举了他，因为他完全不谙政治。这帽子一戴就是二十几年。这一顶帽子令他妻离子散，令他数次几乎丧命，然而，在摘去这顶帽子的时候，在他的档案里，竟然找不到任何“右派”言论，成为了一个无声“右派”，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岂止如此，有人在摘去帽子时，还呈上一声“感谢”，或打个“娘错打了孩子”之类的圆场。所幸，父亲摘帽时依然无声，仍然不谙政治。
父亲在东北劳改的年月里，母亲曾多次偷偷地寄报纸给父亲，报纸里夹带着父亲最需要的食品。靠了母亲的食物，父亲捡回一条命。当然，母亲也难逃多场批斗以及其他的侮辱。
大约一九六二年，父亲每年可以回北京了。父亲回来，我最高兴，因为父亲有时间和我一起玩儿，还会给我买一些母亲绝不会买给我的东西。父亲曾给我弄来两只小桦鼠，还曾为我买过一朵带珠子的绒花。从东北，父亲带给母亲一些特产，比如猴头蘑，也给极爱干净的母亲带回一身虱子。父亲从母亲那里拿走的，是钱，用钱买的车票和铺盖（他常常丢失钱物）。父亲走后，留给母亲的是她在工作单位的屈辱。
母亲和父亲分手，并不是因为父亲成了“右派”，虽然母亲受到的歧视早就足以使他们分手。母亲对婚姻的坚持，除了母亲的为人、传统意识和夫妻感情之外，还有母亲对后来的歧视、迫害和斗争之残酷缺乏预见。
终于，一件在今天看来，在外人看来非常微不足道的事情导致了父母的离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