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老康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几位初中老师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倒不是因为他们的学问令人钦佩，而是因为他们在那个不正常年代里做的“正常”事情。
一九七四年我开始上初中。那所中学“文革”前“文革”后都是省重点中学，曾有过“大花园”的美称，想必是环境优雅、绿树成荫。其实不然。记得我所见到的校园只有两棵树，还都是无花果树。学校的大操场早已被教育局征用，盖上了教师宿舍楼。政治气候反复无常。一方面，工宣队进驻学校，要恢复教学秩序。学校新建了教学楼，装上了毛玻璃黑板。我们那个年级学生特别多，一共十八个班，每班六十人左右。校方临时从各行各业搜集抽调了许多师资。另一方面，学黄帅、张铁生反潮流的精神的运动方兴未艾，席卷全国。谁也不敢把学生怎么样。社会上时兴的打群架自然也波及到学校。新教学楼的玻璃不断被打碎，待我初中毕业，毛玻璃黑板也没剩几块完整的了。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开始了我的中学生活。
班主任
我的初中班主任是一名年轻的语文老师，比我们年长不了多少。“文革”中高中毕业，估计也学不到什么。毕业后留校教初中语文兼做班主任。他自己吹嘘他整个高中就没买过课本。好在那时用的都是省内统一教材，每本课本都配有相应的教师手册。只要不念出太多的错别字，按教师手册解读课文大概不会太难。反正要求不高，能找出每篇课文的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就可以了，况且课文大都是大白话，最深奥的也不过鲁爷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毛主席的《反对党八股》。
做班主任重要的是要能拿得住学生。《上一当》中的葛优能拿得住靠的是他和学生的友情和学生对他的信赖。我们那时不兴这个，至少我们那个班、那个年级不兴。师道尊严已被打破，拳头大的才是哥哥。他虽个儿不高，但体魄还算健壮，据说还练过武功。班上几个高个子调皮的主儿虽没把他放在眼里，但每天计谋着放学后在社会上打群架，也无暇和班主任较劲。虽不断有小的口角，但大抵相安无事。直到有一天，亲眼目睹的一幕，也让他们咂舌不止。
那一天，校外的一个“流氓”追打我们班一名学生，一直追打到教室。班主任正好进门，见状也追了过去。他果然是练过武功，动作敏捷，身手不凡。没等那小子反抗，班主任已把他的右手拧到了背后，一把掐住他的脖子，把他提到毛玻璃黑板前，厉声问：“为什么要打我们班同学？”没等那小子回答，又加了一句：“我也打你行不行？”说完抓起那小子的头往黑板上一撞，只听哗啦一声，毛玻璃黑板破了，露出里面衬着的旧报纸。那小子哇的一声，抱着头跑了出去，鲜血从他的手指缝中流了出来，一直流到地上。
后来开始考大学了。班主任连考两年未果。第一年高考，要他写“难忘的一天”，他写了“难忘的一年”，第二年据说他又看走了题。后来他结了婚，娶了市歌舞团的双人舞演员。八二年他“陪演”到上海，在我宿舍里借宿几天。他对他的婚姻很满意，曾有名言：“知识分子就是应该和文艺工作者相结合！”
过了几年，听说他不教语文了，改教政治。再后来就没了消息。不知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他在干什么。好像他国外有亲戚，也许早就留了洋插了队。不管在哪儿，凭他的果断和机灵，他会有所作为的。
数学老师
对数学老师的身世我没有太多的了解，只知道他是从本市某工厂调来的。说他“老奸巨猾”实在是对他不恭，可当时我们确实这样形容他。其实他也不是什么“老奸巨猾”，顶多能算上“老谋深算”。尤其在那个环境下，他的所作所为对成年人来说不仅正常而且必要，只是我们年少不谙世故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