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曜灵对这些僧人的年纪并不感兴趣，他只是在那老僧的手上的木鱼上淡淡地扫了一眼，然后又看了一下那老僧枯瘦的露出了虬曲的青筋的手掌，最后不着痕迹地收回了目光，重新变成了一个满脸好奇的乖宝宝。
张曜灵并不认识这几名僧人，自成亲后很少出门的裴凤如也对这几名僧人感到迷惑，不知该如何称呼。好在早有那机灵又多见闻的家仆上前向自家女主人小声指明，裴凤如才松了一口气，旋即又露出了一脸的崇敬和肃穆，轻移莲步，对这队僧人合十一礼，恭声道：“不知大师在此，打扰了大师清修，真是我等的罪过！”
裴凤如不识得这些僧人，这几名僧人同样也不认得这位凉王后，但作为一名靠着当权者支持才建立起来的大佛寺僧人，只会念经显然是不合格的，只有知人情懂事故才可以在地方立足，才可以广收信众而不被官府刁难。显然，这几名僧人都是宗教界的合格僧人，虽然以前并没见过这位执礼甚恭的年轻夫人的面，但是显然早就已经做了一番调查，对这几位的身份显然早已了如指掌，除了最后的那名老僧依旧不动如山外，前面的那三位僧人当下就双手合十还了一礼，为首的那年轻僧人开口说道：“女檀越有礼了！”
见多了各种场面，裴凤如并没有一些信众见到和尚就手足无措的慌乱，而且严格的来说她还算不上是佛的信徒，只能算是一个对佛有些敬畏又有些好奇的少女，毕竟，虽然她已经有了一个儿子，但她的年龄还不到二十，还是个有些纯真的少女。
三人都还礼，只有那老僧不语不动，他的身份也就呼之欲出了，只有寺中身份最尊贵的竺法和才可以这么安之若素了。毕竟是方外高人，大师嘛，如果随便见到一个人都要跟他还礼，那与那些凡夫俗子还有什么区别，大师当然要有一个符合大师身份的风度。面对这些高高在上执掌生杀大权的王侯家眷可不是人人都可以安之若素的，光凭这份镇定的气度，就决定了这大师也不是随便一个什么人都可以当的。
王权和教权从诞生之初就纠缠在一起，时而冲突时而媾和，尤其是在乱世，宗教总是动乱的主力。所以在封建时代的君主对宗教总是有爱又怕，既希望靠宗教来安抚民众，稳固统治，又担心宗教信徒造反作乱。君不见，就连搞出了“9•11”的拉登大叔也是个狂热的穆斯林，以伊斯兰战士自诩，收拢了一大批虔诚的穆斯林，其中固然有-一些政治和经济上的一些原因，但也可见宗教的力量之强大。更何况在中国的封建时代，封建迷信气息浓厚，愚夫愚妇层出不穷，宗教的力量更是强大，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佛教的地位才会大起大落，既有舍身为寺奴的梁武帝，也有“三武一宗”的灭佛之举。
除了这个深层次的问题外,佛教与中原的传统儒家礼教也是大相径庭,传统的家国天下格局,佛教却劝人出家,且剃发吃斋,与儒家的孝道和礼制可谓南辕北辙,再加上佛教是外来宗教,被称作戎神,在佛教初起之时更是有着不小的纷争。像沙门是否应礼敬王侯的问题由来已久，在晋咸康六年，执掌朝政的庾冰就是个信奉王权的强硬派，他在《代晋成帝沙门不应尽敬诏》中说：“因父子之敬，建君臣之序。……名教有由来，百代所不废。”在《重代晋成帝沙门不应尽敬诏》中又重申：“礼重矣，敬大矣，为治之纲尽于此矣。……王教不得不一,二之则乱。”意思是说，君臣父子的纲常名教，是治国的大纲，封建礼制由来久远，历百代而不废，今若尊卑不分，君臣失序，王教不一，国家必将大乱。庾冰抨击佛教是“矫形骸，违常务，易礼典，弃名教”，是“方外之事”为“方内之体”，是“殊俗参治，怪诞杂化”。他认为自居于世外的佛教僧侣易弃世俗礼教，以佛教习俗影响世俗政治是绝不可取的，也是不能容许的。
而当时的尚书令何充、诸葛恢等大臣则对庾冰的主张持有异议。他们同样写了《沙门不应尽敬表》和《重奏沙门不应尽敬表》，充分肯定佛教有益教化的正面作用：“寻其遗文，钻其要旨，五戒之禁，实助王化。”刨去官场倾轧党争的一些因素，这两派都是站在专制国家整体利益的立场，以纲常名教为参照系，来衡量佛教及其礼仪对整个专制统治的得失利弊。双方都没有错，只是都只看到了宗教的一面，所以在经过了礼官和博士的反复辩论后，双方大喷口水，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这场政教纷争遂不了了之。
这种太过沉重和**的话题自然不是现在的这些人所能想到的，裴凤如对竺法和的这种有些无礼的举动并不在意，反而觉得理所当然，似乎他就应该这样做。前面的三位僧人很自觉地闪在一旁，让最后面的竺法和来应对这群尊贵的客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