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这一段看去，楚在周夷王时曾强大，后以厉王故，削其王号。大、小《雅》中所记“蠢尔蛮荆”“荆蛮来威”等语，皆是指厉王、宣王对荆用兵事。此后荆蛮颇衰，兄弟争乱，幽王之乱，不曾乘势以攻东周。数代之故，经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见《左传》宣公十二年），至于熊通（武王），然后又北向以窥中国，历剪南国，亡绝江汉旧封。至于晋文之世，息以周姻之侯，申以方伯之遗，竟为楚之戎卒，北战晋宋矣。厉宣时之伐荆，既非宋之得而参与，而楚在武王文王前，亦无与宋接触之可能，则宋之伐荆楚者，必为襄公，历检《春秋左氏》《史记》，断断乎无第二人也。此是三证。总之，西周荆不称楚，西周伐荆乃王室事，周既东迁之后，宋楚接触，至襄公始有之，是《韩诗》以《商颂》为襄公时作，太史公述《鲁诗》亦然，皆不诬也。
或疑《殷武》之词甚泰，曰：“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若核以《左氏》《史记》所载，宋襄公固未胜楚，霍之盟辱身，泓之战丧师，几乎亡国，晋文救之，然后不亡。若此汤孙为襄公，何至厚颜如此？答之曰：《诗》之语夸，一往皆然，即以《周诗》论，狁侵镐，至于陉阳，临渭滨矣（从王静安所考，陉阳为秦之陉阳，非汉之陉阳）；徐淮侵周，迫雒京矣。而《周诗》所记南征北伐，只记反攻之盛，不言入寇之强。且《殷武》固一面之词，《左氏》所记亦一面之词。旧来《国语》应是晋三家将为诸侯或已为诸侯时之人所集，以晋楚等传说为资料而成者。今如统计《国语》《左传》时记事，晋最多，楚次之，鲁又次之（《左传》中关涉鲁者甚多，然皆敷衍经文语，当非原有），晋楚间小国如周郑等又次之，宋甚少，齐尤小。且《左氏》称晋楚多善言，记鲁国多乱政，从此可知原本《国语》之成分，来自晋楚者多，宋齐事恐皆是附见他国者，楚人记宋襄公必另是一面之词也。今试看《春秋》所记，葵丘之会，襄公与焉；咸之会，牡丘之会，淮之会，皆与焉。齐桓甫死，襄公即以曹卫邾莒之师伐齐，胜鲁而定齐难，于是乎继齐桓之伯。次年（僖十九年）执胜子婴齐，与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逾二年（僖二十一年）宋人齐人楚人盟于鹿上。大国之盟，宋人为先，俨然盟主也。其年秋，“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盟于霍”，襄公然后为楚所欺，乘车之会，楚人伐兵执襄公。次年，“宋公、卫侯、许男、縢子伐郑”，其年冬十一月，然后败于泓。由是而论，襄公固曾主霸，只是断烂朝报之《春秋》，所记不详耳。襄公曾致楚人来，盟之而为主霸，泓之战前，未必对楚无小胜也。且若合襄公前后两世看之，宋在当时关系实大。僖四年，“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蔡，蔡溃，遂伐楚，次于陉。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僖六年夏，“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伐郑，围新城。秋，楚人围许，诸侯遂救许”。七年，“公会齐侯、宋公、陈世子款、郑世子华盟于宁母”。八年“公会王人、齐侯、宋公、卫侯、许男、曹伯、陈世于款、郑世子华盟于洮，郑伯乞盟”。是齐桓敌楚诸役，襄公之父桓公皆与焉。（当时郑已臣服于楚，故齐恒诸会，子华听命，郑伯不来。其后宋襄公时伐郑，亦以楚故。楚胜宋，郑文夫人芈氏姜氏劳楚子，取郑二姬而归。）襄公卒后，楚势大张，伐陈灭夔，数次伐宋，几至入其国，诸侯以宋故盟于宋。至僖公二十八年，晋文败楚于城濮，然后中国不为楚灭。是则晋文定功，亦缘宋之故也。齐桓晋文之间，宋襄虽小霸而不卒，然齐桓晋文御南蛮之事业，宋公三世（桓襄成）皆参与之。则“奋伐荆楚”之语，括召陵之盟以言可也。若《殷武》作于襄公卒后，括城濮之役以言亦可也。《殷武》固只言战荆而胜之，未言荆楚来享。总之，《楚语》以楚为本，一种说法，《殷武》以宋为本，又是一种说法。其详则“书阙有间”，不可考矣。
就《殷武》看，宋之民族思想在春秋中世又大发达，所谓“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者，乃指周之先世臣服于商。姜为周所自出，《大雅》“厥初生民，实为姜嫄”，《鲁颂》“赫赫姜嫄，其德不回”。至于氐，疑即狄之异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