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虽史公录原文，非复全章，然所录者尽是整语，又含韵词，此类文章，自诗体来，而是一种散文韵文之混合体，断然可知也。此处之讽乃名调，照前例应为风字。“以风谏焉”，犹云以诗（一种之诡词）谏焉，此可为战国时一种诡词承风之名之确证。至于求知这样的诡词之风是什么，还有些材料在《战国策》及《史记》中。《战国策》八记邹忌与城北徐公比美事，《史记》四十六记驺忌子以鼓琴说齐威王事，皆是此类文章之碎块遗留者。又《史记》七十四所记之淳于髡，正是说这样话的人，驺忌、淳于髡便是这样“出入风议”的入，他们的话便是这样诡词，而这样的诡词号风。到这时风已不是一种单纯韵文的诗体，而是一种混合散文韵文的诡词了。《荀子·成相》诡诗尚存全章，此等风词只剩了《战国策》《史记》所约省的，约省时已经把铺陈的话变做仿佛记事的话了。然今日试与枚马赋一比，其原来体制犹可想象得之。
四、孔子已有“思无邪”与“授之以政”之诗论，孟子更把《诗》与《春秋》合为一个政治哲学系统，而同时上文所举之诡词一体，本是篇篇有寓意以当谏诤之用者。
战国汉初，儒者见到这样的诡调之“风”，承袭儒家之政治伦理哲学，自然更要把刺诗的观念在解诗中大发达之，于是而“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凌迟，《鹿鸣》刺焉”，于是而“《三百篇》当谏书”。《国语》云“瞽献曲，史献语”。
一种的辞令，每含一种的寓意，如欧洲所谓Moral者，由来必远，然周汉之间，《诗三百》之解释，至于那样子政治化者，恐也由于那时候的诡词既以风名，且又实是寓意之辞，儒者以今度古，以为《诗经》之作，本如诡诗。而孟子至三家之诗学，乃发展得很自然矣。
五、由这看来，讽字之与风字，纵分写为二，亦不过一动一名，原始本无后人所谓“含讥带讽”之义，此义是因缘引申之义，而附加者。
六、我疑“论”“议”等词最初亦皆是一种诡诗或诡文之体，其后乃变为长篇之散文。《庄子·齐物论》：“六和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入议而不辨。”此处之论，谓理；议，谓谊；辨谓比。犹云六合外事，圣人存而不疏通之，六合内事，圣入疏通而不是非之，春秋有是非矣，而不当有词，以成偏言。这些都不是指文体之名称而言者，然此处虽存指文体，此若干名之源，也许是诡诗变为韵文者。《九辩》之文还存在，而以辩名之文，《九辩》外尚有非者。至于论之称，在战国中期，田骈作《十二论》，今其《齐物》一篇犹在《庄子》，在战国晚年，荀卿、吕不韦皆著论（见《史记》）。然此是后起之义，《论语》以论名，皆语之提要钩玄处。《晋书·束皙传》：“太康二年……盗发魏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论语·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左传》诸卜筮本是一时流行，至少在三晋流行之《周易》，师为官，春为名，当即传书之人。《左传》卜筮皆韵文诡诗，或者这是论一词之最古用处吗？议一字见于《诗经》者，“或出入风议”，应是指出入歌咏而言，如此方对下文“靡事不为”。又《郑语》：“姜，伯夷之后也，嬴，伯翳之后也。伯夷能礼于神，以佐尧者也。伯翳能议百物，以佐舜者也。”韦昭解，“百物草本鸟兽，议使各得其宜”，此真不通之解。上句谓伯夷能礼，下句当谓伯翳能乐，作诡诗以形容百物，而陈义理。如今见《荀子·赋篇》等。
约上文言：春秋时诡诗一种之名，入战国变成散文一种之体。现在且立此假设，以传后来之证实或证虚。
七、枚马赋体之由来。汉初年赋绝非一类，《汉志》分为四家，恐犹未足尽其辨别。此等赋体渊源有自，战国时各种杂诗之体，今存其名称者尚不少，此处不及比次而详论之，姑谈枚乘、司马相如赋体之由来。枚赋今存者，只《七发》为长篇，而司马之赋，以《子虚》为盛（《上林》实在《子虚》中，为人割裂出来），此等赋之体制可分为下列数事：
（一）铺张侈辞。
（二）并非诗体，只是散文，其中每有叶韵之句而已。
（三）总有一个寓意（Moral），无论陈设得如何侈靡，总要最后归于正道，与淳于髡饮酒，邹忌不如徐公美之辞，全然一样。
我们若是拿这样赋体和《楚词》较，全然不是一类，和《宋玉赋》校，词多同者，而体绝不同，若和齐人讽词校，则直接之统绪立见。枚、马之赋，固全是战国风气，取词由《宋玉赋》之一线，定体由《讽词》之一线，与《屈赋》毫不相干者也。淳于髡诸驺子之风必有些很有趣者，惜乎现在只能见两篇的大概。
因风及讽，说了如许多，似去题太远。然求明了风一词非《诗三百》中之原有部类之名，似不得不原始要终，以解风字，于是愈说愈远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