驺忌子、淳于髡便是这样的人，他们的话便是这样的话，而这样的话便是风。到这时，风已不是一种狭义的诗体，而是一种广义的诡辞了。《荀子·成相》诡诗尚存全章，此等风词只剩了《战国策》《史记》所约省的，已经把铺陈的话变做仿佛记事的话了。但与枚马赋体一比，其文体显然可见。
四、因此种诡词每以当谏诤之用，战国汉初儒者见到这样的“风”，更把刺诗的观念在解诗中大发达之，例如《关雎》为刺康王宴起之诗等等，于是《诗三百》真成谏书了。瞽献曲，史献言，一种的辞令，每含一种的寓意（欧洲所谓Moral），由来必远。然周、汉之间，《诗三百》之解释至那样子者，恐是由于那时候的诡词既以风名，且又实是寓意之辞，以今度古，以为《诗经》之作本如诡诗，遂成孟子至三家之诗学。
五、由这看来，讽字并无后人所谓“含讥带讽”之义，此义是引申而附加者。
六、我疑“论”“议”等最初皆是一种诡诗之体，其后乃变成散文。
《庄子·齐物论》：“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辨。”
此处之论，谓理；议，谓谊；辨，谓比。犹云六合外事，圣人存而不疏通之；六合内事，圣人疏通而不是非之，春秋有是非矣，而不党其词，以成偏言。这些都不是指文体之名而言。然此处虽非指文体，此若干名之源也许是诡诗变为韵文者。《九辩》之文还存在，而以辩名之文，尚有存名者。至于论之称，在战国中期，田骈作《十二论》，今其《齐物》一篇犹在《庄子》（考后详）。在战国晚年，荀卿、吕不韦皆著论（见《史记》）。然此是后起之义，《论语》以论名，皆语之提要钩玄处。又《晋书·束皙传》：“太康二年……盗发魏……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论语·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左传》诸卜筮本是流行于晋之周易，师为官，春为名，当即传书之人。《左传》卜筮皆韵文诡诗，或者这是论之最早用处吗？议一字见于《诗经》者，“或出入风议”，应是谓出入歌咏，如此方对下文“靡事不为”。又郑语：“姜，伯夷之后也。嬴，伯翳之后也。伯翳能礼子神，以佐尧者也。伯翳能议百物，以佐舜者也。”韦昭解：“百物草木鸟兽，议使各得其宜。”此真不通之解。上举伯夷能礼，下句当谓伯翳能乐，作诡诗以形容百物，而陈义理，如今见《荀子·赋篇》等。约上文言，春秋时诡诗之名，入战国而成散文之体。我现在假诡如此，材料尚不足，妄写下待后考之。
七、枚马赋体之由来。
汉初年，赋绝非一类。《汉志》分为四家，恐犹未足尽其辨别。此等赋体渊源有自，战国时各种杂诗之体，今存名者尚不少，待后详论之（《文学史讲义》第二篇第十二章）。现在只论枚乘、司马相如赋体之由来。枚赋今存者，只《七发》为长篇，而司马之赋以《子虚》为盛（《上林》实在《子虚》中，为人割裂）。此等赋之体制可分为下列数事。
（一）铺张侈辞。
（二）并非诗体，只是散文，其中每有协韵之句而已。
（三）总有一个寓意（Moral）无论陈设得如何侈靡，总要最后归于正道，与淳于髡饮酒，邹忌不如徐公美之辞全然一样。
我们若是拿这样赋体和《楚词》校，全然不是一类；和《宋玉赋》校，词多同者，而体绝不同；若和齐人讽词校，则直接之统续立见。枚马之赋，固全是战国风气，取词由《宋玉赋》之一线，定体由《讽词》之一线，与《屈赋》毫不相于者也。淳于髡诸驺子之风，必有些很有趣者，惜乎现在只能见两篇的大概。
贾谊《惜誓》云：“涉丹水而驰骋兮，右大夏之遗风。”“遗风”二字难解。及观《淮南·原道训》云：“目观体羽武象之乐，耳听滔朗奇丽激掺之音，扬郑卫之浩乐，结激楚之遗风”。知所谓遗风，正是歌诗，可为此说益一证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