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终究不是一位昏庸的皇帝。汉武帝晚年时期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多欲政治改弦更张为养民官民与民休息，进入了反省期。
汉武帝即位不久，先后发动了二十余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汉武帝在位前期，匈奴无疑是汉朝边疆上最大的劲敌。汉武帝依托“文景之治”以来所积累的物质基础，加之进行一系列改革，实现国内稳定局面的巩固。
汉武帝于元光二年（前133 年）至元狩四年（前118 年），相继派出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经过奋战，大破匈奴主力，迫使匈奴向北迁徙，匈奴很长时间内无法再对西汉边境构成威胁。直到征和三年（前90 年），李广利出师匈奴不利，汉朝对匈奴的战争长达四十余年之久。
同一时期，汉武帝远征大宛，降服西域，收复南越，吞并朝鲜，广开三边，四处出征，大肆开疆拓域，战争连年不断。这些战争使国家财力耗竭，国库空虚。
元狩四年（前119 年），卫青、霍去病大举深入进攻匈奴这一战役，汉武帝仅仅对有功将士的赏赐就花费了50 万钱，相当于汉政府当时全年的总收入，其他军备损耗和粮草运输费用还没有计算在内。而且造成了大量的人民死于战争。汉王朝的国土虽然增至万里，但人口却减少了一半。
而对内，汉武帝又好大喜功，奢侈无度，大修宫殿，广置苑囿，封禅祭祀，寻药觅仙，四处巡游，无数的财富都被白白挥霍掉了。又如元封元年（前119 年）的那次泰山封禅大典，汉武帝整个行程近两万里，沿途“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各方面的开支耗尽了国家的金钱。
由于汉武帝连年对外用兵和肆意挥霍，国库已经空虚。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弥补日益空虚的国库，汉武帝又采用了桑弘羊执掌全国财政，将盐铁实行垄断专卖，并出卖爵位，允许以钱赎罪，使国家经济好转，但使吏制进一步腐败。徭役和赋税剥削，致使广大劳动人民无法忍受，他们只得四处流亡，使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每逢灾年，都有许多农民被饿死、冻死，甚至出现“人相食”的局面。
这些情况在汉武帝初年就存在，在其统治后期更加严重，史不绝书。
例如元鼎二年（前115 年）三月：“大雨雪。夏，大水，关东饿者以千数。”元鼎三年：“三月水冰，四月雨雪，关东十余郡人相食。”元封四年（前107 年）夏：“大旱，民多死。”
汉武帝虽然试图抑制豪强地主的发展，但土地兼并却始终没有停止，大批农民不断破产。无法生活的流民，以各种方式进行反抗斗争，严重地危及了西汉王朝的社会秩序。形成了“官旷民愁，流民愈多，盗贼公行”的局面。
走投无路的农民只好揭竿而起，武装反抗封建统治者的剥削、压迫。最终引发天汉二年的农民大暴动，这次暴动波及整个关东地区，规模浩大、来势凶猛。地方官府无法控制局面，汉武帝被迫孤注一掷，采取非常措施，派遣直指使者赴地方镇压农民暴动，发兵分部追捕，大肆斩杀暴动参与者。
汉武帝又颁布“沈命法”，该法规定：盗贼兴起而没有发觉；发觉了而不去剿捕，或剿捕盗贼的数量没有达到规定的标准，各级主管官吏将受到严惩，二千石及以下的一律处死。
此法导致地方小吏害怕被诛而不敢上报农民起义情况，郡守、国相也因惧怕牵连而相互隐瞒事实真相，相互蒙混，致使农民起义越来越多，局势更加动**不安。虽然专制权威取得了成功，但酿成农民暴动的根本原因并未消除，隐患仍旧存在。
对于国内这种严峻至极的形势，汉武帝早有觉察，他明白统治人民必须刚柔兼施，不能一味残酷镇压，还要辅以仁政，让百姓休养生息。
可是，汉武帝有自己独到的打算，他想在自己统治期间内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完，而让承继后世的帝王来“守文”。因此，他虽然知道自己的四处征伐“不得不扰民”，不能永远这样做下去，但他想在此生把文治武功完成，而让太子去守成，改变政策，与民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