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末期，诸侯国君占有的土地称为公田，地主占有的土地称为私田。到了两汉时期，国家直接控制的土地称为公田，其中包括为提供军粮而设的屯田，国家收赋或假给农民的土地；私人占有的称为民田。
而除了公田以外，法典化的也就是在全国具有普遍性、持久性和稳定性的土地制度是名田制。名田制就是占田制，可以说是合法的占田制。
汉代的名田制是从秦名田制直接继承而来的。最早是在《史记·商君列传》中提出来的，它是商鞅变法在秦国确立后向关东六国地区逐渐推行的土地制度。《商君列传》说，商鞅变法，令“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
司马贞也在《索隐》中有记载：
谓贾人有市籍，不许以名占田也。
这表明确立名田制是商鞅田制改革的内容。这个名田制规定：凡吏民占有土地、奴婢都要严格规定占有量，这个量必须与其家的爵秩即社会身份的品位等级相符，不得有超额。这是严格规定定额的品位，或称品级占田制，可以说是有限制的占田制。
所谓的爵秩就是品级，说得具体一些，就是“以赏功劳”的封建二十等爵。功劳指耕战的功劳，就是斩甲首与力本业。
在《商君列传》中记载：
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这段文字说明，耕战有功才能获爵，而获爵才得占田臣妾。也就是说，获爵是名田宅的必要条件，它的途径是斩甲首或力本业。这种按爵秩占田、不使逾等的严格规定，使得土地永远按品级占有而不越位逾制。
名田制也可称之为赏田、赐田或者授田制。其中在秦律的《田律》中有“授田”的说法，可以为证。秦之吏民是由国家赏赐、授配给他们土地的，“只有在没有土地私有制的时代，土地方可以授”。
属于国家的土地，经过授配，它的国有性质在根本上没有发生变化。因为第一次授田后，在耕战中还可能再次、多次发生爵秩的升降，占田量也必然会随着增加或者减小，名田的田界也不得不再次或者多次地厘定，而这一切依然是由国家依名田法进行的。
新立的名田田界除非国家允许，否则是不能随意移动的，也就是说占田量不得私自扩大。在秦律的《法律答问》中说：“盗徙封，赎耐。”
私自动田界的，还有私自扩大占田量的，就要惩罚其剃胡须。所谓“盗”，就是指未经国家准许的非法逾制行为。
因此，田界的变动、名田量的增减都必须在国家的主持或干预下进行。国家掌握着名田量与田界的变动权，说明授田即名田的所有权归国家，也就是说，土地的所有权是归属于国家。
商鞅变法的“决裂阡陌，教民耕战”，就是“夺**民之田，以食有功”，用合法甚或暴力的手段夺取非有军功的旧贵族的土地收归国有，然后由国家按爵秩授配给耕战有功的吏民，结果在秦国确立了普遍的土地国有制。
大秦兼并六国之后，把这个土地国有制进一步用封建法度推广开来、固定下来。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 年），在举行了神圣的封禅典礼后，刻石颂德，作制明法，在《琅琊台刻石》对国家即皇帝的土地所有权作了明确规定：“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
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 年），令天下黔首自实田，是土地国有法令在全国范围内执行情况的一次总检查，是第一次全国性的法律措施。
秦始皇把土地国有制向“六合之内”推行，也就是把还没有国有化的原六国的土地及吏民编入户籍，正式确立秦王朝对这些土地的所有权，使秦名田制发展为全国性的土地制度。
由于秦名田的品级规定的严格性，土地买卖与土地兼并就不易发生；这种严格性使秦的土地国有制具有静滞性，也具有很强的稳固性。
因此，自商鞅至秦末，未见土地兼并的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