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期看，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因素很多。一是我国尚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城镇化的任务远没有完成，这就意味着耕地面积减少的趋势仍然不可逆转。但就人均耕地面积看，2003 年人均耕地面积1.43 亩，2005 年1.4 亩，2007 年1.39 亩，这几年耕地减少的数字没有公布，但肯定不容乐观。二是淡水资源匮乏的矛盾日益突出。我国是世界上13个最贫水国之一，农业每年缺水300 亿立方米，全国灌溉面积中有1/3是中低产田。三是农业自然灾害的影响趋于频繁。近年来气候条件对农业生产总体有利，但每年总有这样那样的自然灾害，每年因灾害造成的粮食减产损失都在250 亿公斤左右。四是由于农资价格上行，粮食生产成本上升的压力很大，不断压缩粮食生产的利润空间。五是农产品国际竞争的压力加大。在国际市场上，我国的国产大豆已经失去了价格上的竞争力；稻谷的公斤成本低于美国，但高于东南亚国家，导致近年来从越南等国走私进口的大米不断增加。六是市场需求刚性增长不可逆转。
一个近14 亿人口的大国，不仅对粮食的需求总量大，每年由于人口增加、收入增加和城镇化导致的净需求也在持续增长。七是产后损失较大。
每年由于加工、储存的原因导致产后损失高达500 亿斤，占总产量的4%以上，相当于1.5 亿人的口粮。在上述因素中，有的可以通过技术进步等方面的努力加以解决，大部分则是短期内无法解决，甚至根本不可能解决的。因此，粮食安全问题始终是悬在我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是“国家级难题”。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由于“布朗之问”，粮食问题一度成为学术界研究的最热点问题，并且持续了相当长时间。近年来，这股“热”尽管逐渐冷了下来，但始终有不少学者一直关注着这一重大问题。农业经济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着眼于生产、市场等角度，鲜见从整个产业链角度讨论粮食问题的文献。这可能是业内人士的“路径依赖”造成的（这样说很好听，照顾了面子，实际上是诸多专业领域的陈规陋习制约了研究者的眼光，使研究思路很难展开）。钟文峰研究员毕业于我校（中国人民大学）哲学专业，近年来主要从事产业安全问题研究，专业背景使他能够从整体的、全面的、运动的（我在大学期间学的哲学，现在就剩下这三个词了）眼光看待粮食安全问题，反而使我们这些业内人士有耳目一新之感，从新的角度深化了对粮食安全这一“国家级难题”的认识。
从20 世纪80 年代后期起，以ABCD（ADM、Bunge、Cargill、LouisDreyfus）四大跨国公司为首的粮油企业（《安全》简称为“跨国粮企”）就一直觊觎我国的粮食领域，新世纪以来已经全面控制了大豆生产、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并逐渐向玉米、水稻等品种渗透。毋庸讳言，即使不从民族主义角度看问题（很遗憾，我个人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这种状况也是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并且从已出现的案例看，这已经不能说是潜在的因素了。由于四大粮商控制了国内约70% 的大型油脂加工企业，控制产能达80% 以上，由四大粮商参股或控股生产的植物油通过家乐福、沃尔玛等连锁超市已遍布中国城市食用油消费市场，实现了寡头垄断。在国家利用粮食批发市场拍卖储备粮进行市场价格调节时，它们完全有能力吸收和消化国家储备粮的调控投放，形成吸纳国家储备投放的“蓄水池”，减弱国家干预和调控粮食市场的效果。2007 年，中储粮受发改部门的委托，抛出20 万吨食用油平抑油价，结果对市场价格调控作用很小，其中的70% 被某一跨国粮商收购储存。实现了对大豆的全产业链控制后，近年来又借粮食企业转型之机通过购买、参股等形式对基层粮食企业（粮站）进行控制。因此，如何正确看待跨国粮食企业的渗透和控制，是研究中国粮食安全无法绕过去的重大问题之一，可惜的是，农业经济领域的学者讨论得还不够多，更不够深入。可喜的是，我们终于看到了这样的研究成果。
《安全》从三个角度讨论了跨国粮食企业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一是在种子领域，“对中国种质资源的掠夺、种子市场的攫取、生物多样性的破坏以及农业（包括粮食）生产形式、组织方式等的打击”。二是对粮食从生产到消费的全产业链的控制，“跨国粮企将其投资触角伸向中国国内粮食生产、流通、消费等产业链各个环节之中，特别是在粮食收储、加工、物流、零售等流通环节的渗透已经非常深入，展现出全面布局、重点突破的进攻态势”。三是对我国利用国际市场调剂余缺和农业企业在海外布局的影响。我国将如何应对？相信读了这本页数不多但分量很足的著作，自会得到期待的答案。
“粮食安全”这四个字的分量太重了。我衷心期待着钟文峰研究员继续对这个领域倾注情感和力量，为解决这一“国家级难题”提供崭新的视角和思路。
2012年9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