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是为了表达意思。如果话和意思分离，那就是不好的。在混乱的国家里，有很多流言蜚语，人们不顾事实，只喜欢互相诋毁或互相吹捧。这样，诋毁和吹捧就成了党派之争，众口一词，让贤者和不肖者都分不清。如果用这种方法来治理国家，即使是贤明的君主也会感到困惑，更何况那些不贤明的人呢？困惑的人的问题在于，他们不觉得自己困惑，所以在困惑中可能有些明白，在黑暗中可能有些光明。亡国的君主，不觉得自己困惑，所以就像桀、纣、幽、厉一样（都是古代的暴君）。亡国的道路，没有其他，就是这样。
在郑国，很多人把文书挂在县里，子产命令不要挂，邓析就送去了。子产又命令不要送，邓析就靠在一边。命令无穷无尽，邓析的应对也无穷无尽。这是可以不可以不辩论的。可以不辩论的事情，如果用赏罚来处理，那么惩罚越快，混乱也越快。这是治理国家的禁忌。所以，辩论如果不合道理就是虚伪，智慧如果不合道理就是欺诈。欺诈和虚伪的人，是先王所要诛杀的。道理，是判断是非的根本。
洧水很大，郑国有个富人溺水了，有人找到了他的尸体。富人想赎回尸体，但那人要很多钱。富人告诉邓析，邓析说：“安心吧，那人肯定不会卖。”找到尸体的人担心了，也告诉邓析，邓析又回答：“安心吧，这尸体肯定没别的地方可卖了。”伤害忠臣的情况就像这样。忠臣没有功劳得不到民心，就因为他们没有功劳得不到民心而伤害他们；有功劳得到民心，又因为他们有功劳得到民心而伤害他们。君主如果没有度量，就无法理解这种情况，不是很可悲吗？比干、苌弘因此而死，箕子、商容因此而困顿，周公、召公因此而受到怀疑，范蠡、子胥因此而流亡。死生存亡安危，都是从这里产生的。
子产治理郑国，邓析总是为难他，和有诉讼的人约定：大案件送一件衣服，小案件送短衣和裤子。民众为了学习打官司而献上衣服和裤子的，数不胜数。邓析把错的说成对的，把对的说成错的，是非没有标准，可以和不可以每天都在变。他想让谁赢就让谁赢，他想定谁的罪就定谁的罪。郑国大乱，民心喧哗。子产很担心，于是杀了邓析并陈尸示众，民心才服从，是非才确定，法律才得以实行。现在世上的人，都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但却不诛杀像邓析这样的人，这就是他们想治理却越来越乱的原因。
齐国有个为别人服务的人，他的主人有难，他却不去死。他在路上遇到老朋友，老朋友说：“你真的不去死吗？”他回答：“是的。我为人服务，是为了利益。死没有利益，所以不死。”老朋友说：“你还可以见人吗？”他回答：“你以为死了就可以见人吗？”这个故事传了很多次。不为自己的君主而死，是大不义。但他的话还是不能让人信服。这就清楚地说明，言辞不足以决断事情。言辞，只是意思的表面。只看表面而忽略意思，是荒谬的。所以古人得到意思就舍弃言辞了。听别人说话，要通过言辞来看意思。如果听了言辞却不知道意思，那和不听没什么区别。
齐国有个叫淳于髡的人，他用顺从的话说服了魏王。魏王认为他很有辩才，准备了十辆车，要派他去楚国。他辞别后出发，却有人用反对的话说服了魏王，魏王就停止了他的行程。他失去了顺从的机会，又失去了反对的事情。他的多能还不如少能，他的有辩才还不如无辩才。周鼎上刻着倕（传说中的巧匠）却咬断了自己的手指，先王从中看出大巧是不可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