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春天的气息到来，草木就开始生长；当秋天的气息到来，草木就开始凋零。这种生长和凋零，是某种力量使它们这样的，并不是它们自然就这样。所以，当那种使之生长凋零的力量到来时，万物都会有所响应；如果那种力量不到来，万物就无法有所作为。古代的人明白这种使万物动作的力量是什么，所以能让万物都为他们所用。这种力量的把柄，就在于上位的人如何运用赏罚。如果他们以公正为原则来运用赏罚，那么忠诚、信任和亲爱的道德就会彰显出来。这种道德长久彰显，民众就会像天性一样安然接受，这就是教育的成功。教育成功后，即使有厚重的赏赐和严厉的惩罚，也无法改变民众的行为。所以，善于教育的人，不需要依赖赏罚就能教育成功，教育成功后，赏罚也无法改变他们的行为。如果赏罚运用不当，就会有奸诈、虚伪、贼害、混乱、贪婪和暴戾的行为兴起，长久兴起而不停止，民众就会像天性一样仇恨这些行为。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有厚重的赏赐和严厉的惩罚，也无法改变戎夷、胡貉、巴越等民族的行为。这就像郢人用两块木板筑墙，吴起改变它而被人厌恶一样，赏罚制度的改变需要让民众感到安乐。氐羌的民众，当他们被俘虏时，不担心被捆绑，反而担心死后不被焚烧。这都是因为邪恶的风气已经形成了。所以，对于赏罚的运用，必须非常谨慎，否则就会形成伤害民众的风气。
以前，晋文公准备和楚国在城濮开战，他召来咎犯问：“楚国人多，我们人少，怎么办？”咎犯回答：“我听说，讲究礼仪的君主，文采不会差；经常打仗的君主，诈术也不会差。您也用诈术对付他们就行了。”文公把咎犯的话告诉雍季，雍季说：“把湖里的水抽干来捕鱼，怎么可能捕不到？但明年就没有鱼了；把草地烧光来打猎，怎么可能打不到？但明年就没有野兽了。诈术这种方法，虽然现在能用，但以后就不能再用了，这不是长久之计。”文公采用了咎犯的建议，在城濮打败了楚军。回来后论功行赏，雍季却排在咎犯前面。有人对文公说：“城濮之战的胜利，是咎犯的计谋。您用了他的计谋，却把他排在后面，这恐怕不合适吧？”文公说：“雍季的话，对百世都有利；咎犯的话，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怎么能把一时的权宜之计放在百世的利益前面呢？”孔子听到这件事后说：“在危难时刻用诈术，足以退敌；在安稳之后尊崇贤人，足以报答贤人的恩德。文公虽然没能始终保持这种做法，但他开始的时候就足以称霸天下了。”赏赐厚重，民众就会向那个方向努力，努力就会有成果。但如果成果是建立在诈术之上的，那么这个成果就会毁掉，胜利就会变成失败。天下取得胜利的人很多，但能称霸的只有五个。文公是其中之一，他知道胜利是怎么来的。胜利了却不知道胜利是怎么来的，那就和没有胜利一样。秦国战胜了戎族，却在淆山被打败；楚国战胜了中原各国，却在柏举被打败。武王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他一胜利就称王天下了。如果一个国家到处都是诈术，那么这个国家就不可能安定，因为祸患不仅仅来自外部。
赵襄子出城包围了敌军，回来后赏赐了五个有功的人，高赦排在最前面。张孟谈问：“在晋阳城中，高赦并没有大功，为什么赏赐他反而排在最前面呢？”襄子说：“我的国家危难，社稷濒危，我身处在忧患之中，能跟我交往而不失君臣之礼的，只有高赦。所以我把他排在最前面。”孔子听到这件事后说：“襄子可以说是善于赏赐了！他赏赐了一个人，而天下所有做臣子的人都不敢失礼了。”他率领六军时，这种赏罚分明的做法不能改变，向北取代了代国，向东压迫了齐国。他命令张孟谈越过城墙秘密行动，和魏桓、韩康约定时间一起攻打智伯，砍下智伯的头做成酒杯，于是奠定了赵、魏、韩三家的基业。这难道不是因为赏罚得当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