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阿尔伯特是天底下最好的人。昨天，在我和他之间发生过一桩不寻常的事。我去向他告别，因为我突然心血**，想骑马到山里去；而眼下我便是从山里给你写信的。我在他房中来回踱着，目光偶然落在了他的手枪上。
“把手枪借给我旅途中用用吧。”我说。
“好的，”他回答，“要是你不怕麻烦，肯自己装装弹药的话。它们挂在那儿只是proforma(20)罢了。”
我从墙上摘下一支枪，他这时继续说道：
“我自从粗心大意，出过一回岔子，就不愿再和这玩意儿打交道了。”
我颇好奇，急于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就又讲：
“大约三个月以前，我住在乡下一位朋友家里，房中有几支小手枪，尽管没装药，晚上我也睡得安安稳稳的。在一个下雨的午后，我坐着没事干，不知怎么竟想到我们可能遭到坏人袭击，可能需要用手枪，可能……这样的事你是知道的。我于是把枪交给一名下人，叫他去擦拭和装药。这小子却拿去和使女们闹着玩儿，吓唬她们，却不知扳机怎么一弄就滑了，而通条又还在枪膛里，结果一下子飞出来，射中了一名使女的右手，把她的大拇指戳得稀烂。这一来我不仅挨抱怨，而且还得付医药费，从此我所有的枪都不再装药了。好朋友，小心谨慎又有什么用？危险并非全都可以预料啊！虽然……”
你知道，我喜欢这个人，除去他的“虽然”。不错，任何常理都容许有例外。可是他却太四平八稳！一旦觉得自己言辞过激、有失中庸或不够精确，他就会一个劲儿地对你进行修正、限定、补充和删除，弄得到头来什么意思也不剩。眼下阿尔伯特正是越讲话越长，临了我根本没有再听他讲些什么，而是产生了一些怪念头，动作夸张地举起手枪来，用枪口对准自己右眼上方的太阳穴。
“呸！”阿尔伯特叫起来，夺去了我手中的枪，“你这是干吗呀？”
“没装药哩。”我回答。
“就算没装药也不该胡闹！”他不耐烦地说，“我真不能想象，一个人怎么会愚蠢到去自杀；单单这样想都令我反感。”
“你们这些人呵！”我提高嗓门道，“你们一谈什么都非得立刻讲：这是愚蠢的！这是明智的！这是好的！这是坏的！——这一切又意味着什么呢？为此你们弄清了一个行为的内情吗？探究过它何以发生，以及为什么必然发生的种种原因吗？你们要这样做过，就不会匆匆忙忙地下断语了。”
“可你得承认，”阿尔伯特说，“某些行为无论如何都是罪过，不管它出于什么动机。”
我耸了耸肩，承认他有道理。
“可是，亲爱的，”我又说，“这儿也有一些例外。不错，偷盗是一种罪行；然而，一个人为使自己和自己的亲人不致眼睁睁饿死而偷盗，这个人是值得同情呢，还是该受惩罚呢？一位丈夫出于义愤，杀死了不贞的妻子和卑鄙的奸夫，谁还会第一个捡起石头来砸他呢？还有那个在幽会的欢乐中一时控制不住自己而失身的姑娘，谁又会谴责她呢？我们的法学家们都是些冷血的老古板；可就连他们也会被感动，因而不给予惩罚的。”
“这完全是另一码事，”阿尔伯特反驳说，“因为一个受热情驱使而失去思考力的人，人家只当他是醉汉，是疯子罢了。”
“嗨，你们这些明智的人啊！”我微笑着叫道，“热情！迷醉！疯狂！你们如此冷眼旁观，无动于衷，你们真是些好样的道学先生！你们嘲骂酒徒，厌恶疯子，像那个祭司(21)一般从他们身边走过，像那个法利赛人(22)似的感谢上帝，感谢他不曾把你们造成一名酒徒、一个疯子。可我呢，却不止一次迷醉过，我的热情从来都是离疯狂不远的；但这两点都不使我后悔，因为我凭自己的经验认识到：一切杰出的人，一切能完成伟大的、看似不可能的事业的人，他们从来都是给世人骂成酒鬼和疯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