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曾说：“磨难，对于弱者是走向死亡的坟墓，而对于强者则是生发壮志的泥土。”就是在这样的困苦中，刘大镛总是教育孩子们，少埋怨，多努力。他说：“我们无法很快改变这个社会，但社会会慢慢进步的。如果你抱怨社会、反对社会，必然自暴自弃。我们能做的就是充实自己，等待时机。”
创业
刘大镛等待的时机终究还是来了。1976年，整个中国都感受到了风向的转变。刘家四个男孩的命运开始迎来转折。
老大刘永言1964年进入成都电机厂当工人，后来因为爱钻研技术，踏实能干，被选送到成都科技大学深造，毕业后，又回到成都电机厂，成了厂里的技术大拿。
老二刘永行一直在新津县无线电厂当修理工。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刘永行欣喜若狂，虽然只复习了两个月，聪明好学的他仍然获得了全县理科第一名。受家庭出身的影响，他没能进自己心仪的北京大学，被成都师范专科学校录取。
老三陈育新一直在乡下务农。大哥二哥相继进了大学让他的心情再难平静，虽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依然决心改变自己的命运。1978年，他考进了四川农学院。
老四刘永好在上山下乡的大潮中，当了四年多的知青。1973年，他被选送到四川德阳机器制造学校上学，毕业后，留校任教。
当孩子们像一棵棵小树苗一样努力生长时，刘大镛却走完了坎坷的一生。1979年，他因病带着诸多遗憾离世，但他绝不会想到，一部**迭起、精彩纷呈的大戏即将上演，而主角就是他的四个儿子。
创业
1983年2月，大家都在喜气洋洋地忙着过年，而在新津县一间茅草屋里，刘家四个年轻的男人围在方桌前，眉头紧缩。一场决定整个家庭命运的会议正在召开。四个人作出了一个让当时整个新津县城人都吃惊的决定：脱掉公服，回乡创业。
当时，四兄弟三个大学生，一个中专生，正捧着让人羡慕的“铁饭碗”：老大在成都906厂计算机所、老二在新津县教育局、老三在新津县农业局、老四在四川省机械工业管理干部学校。而今他们却要回到自己曾拼命挣脱的土地上，所有的人都摇头。母亲郑康致也不理解，她质问老三：“当了10多年农民，你还没当够吗？”
家庭会继续开，对政策的担心，对失败的恐惧让他们难下决心。会开了三天三夜，四兄弟心中那团火焰越燃越烈。老三陈育新最坚决：“我本来就当了12年农民，如果失败，家里还有自留地，也饿不死！”就这样，兄弟们下定决心，老三先下来，其他的三兄弟陆续跟进。
此时中华大地上处处涌动着青春的躁动。在安徽芜湖，40多岁的文盲年广久靠炒瓜子，已经有了100多员工，赚的钱据说已经达到让人目瞪口呆的100万；浙江萧山的鲁冠球，将自己的万向节厂干得红红火火；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偷偷办起冷轧钢厂，正源源不断地为这个穷村带来钞票。
创业干什么？四兄弟最初选的方向是做电器。因为除了老三之外，其他三兄弟都懂机械和电子。老大刘永言从小对电子就兴趣深厚，开发的软件一度卖到全国。老二刘永行没进大学前，就整天摆弄电器。
四兄弟先做出了一个音响，质量不错，还比照美国最大的家电企业GE，起了一个名字——“新异”。生产队同意和他们一起干，但到了公社，书记一句话就把他们赶走了：“你们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此时虽然政策松动，但浙江的“八大王”事件的阴云尚未散尽，小企业主人人自危。
没办法，他们决定从农村起步。按照陈育新的建议，大家一致同意搞一个良种鸡养殖场。四兄弟盘算，这个项目投入不大，陈育新又懂技术，父亲刘大镛还曾是县里第一任农业局局长，有些朋友说不定能帮点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