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三年，四十三岁的李白和三十二岁的杜甫相遇了，那是在东都洛阳城春夏之交的季节。当时，李白刚被唐玄宗“赐金放还”，虽然已经名扬天下，但正有怀才不遇之慨；而杜甫已经开始在诗坛崭露头角，虽然数次科考未中，但仍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情，两人虽然相差十一岁，但一见如故。
诗人闻一多评价：“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孔子见老子，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了。”
我们读后来杜甫的诗，感觉他似乎总是在忧国忧民、感时伤怀，觉得他和李白飞扬洒脱的性格不太一样，其实杜甫年轻时也曾疏狂奔放、壮志凌云。他说自己“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还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一旦展翅高飞“白鸥没浩**，万里谁能驯”。只是后来遭遇国破家亡，诗风才转向“沉郁顿挫”。最重要的是，李白天真、杜甫质朴，两个人都有“真性情”。因此他们能一见如故，李白欣赏杜甫，杜甫对李白除了崇拜，还有一种深深的理解，这让他们不只成了好友，也成了知己、兄弟。
两人畅饮同游，杜甫写下了“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这样的诗句。这次没有尽兴，他们约好秋天再游梁、宋一带（如今的开封、商丘等地），后来又加上了另一位诗人高适。三人畅游之后共饮，痛饮过后又纵马游猎，快意驰骋。冬日将至，李白返回山东的家中，不到一年后的秋天，杜甫来到山东拜访李白，两人又同游东鲁，临山水、访名士，开怀痛饮、吟诗论道。李白打趣杜甫这位小兄弟：“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这是开解他洒脱一些，不要作诗作得太辛苦。杜甫也提醒老大哥：“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除了赞美李白的狂放，也劝解李白莫要太沉湎于酒醉狂歌，稍稍收敛一点。这也能看出两人是互相了解的：杜甫后来确实困顿愁郁，令自己消瘦多病；而李白也确实因为疏狂，错随永王，几乎丢了性命。
“天下无不散之宴席”，两人再次分别，李白送杜甫时写下“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还说“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这是期待再次相逢。但这次分离就成了永别，日后两人四海飘零、天各一方，再也没能见面。
后来李白因永王李璘之事入狱，成了罪犯，很少有人肯伸出援手，而杜甫却写下《不见》，为李白大声疾呼：
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
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
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
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
时光荏苒，公元762年，李白在当涂“飞升”，八年之后，杜甫在洞庭湖小舟中谢世。但“诗仙”与“诗圣”曾相遇相知，中国诗坛的太阳与月亮曾同时在盛唐天空中交相辉映，他们留下了伟大的作品和真挚的情义，令后人神往。
学个成语
风调雨顺（fēngtiáoyǔ shùn）
风配合得刚好合适，雨也顺应需要，指风雨适合农时，年景好。
出自《旧唐书·礼仪志一》引《六韬》：“武王伐纣……既而克殷，风调雨顺。”
说段历史
杜诗：用诗写成的历史
我们常听人说，李白是“浪漫主义大诗人”，而杜甫是“现实主义大诗人”。李白的诗往往从自己的内心世界出发，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充满浪漫的想象和夸张的词句，“仙气”十足；而杜甫的诗更多从现实生活出发，用朴素写实的语言，反映自己亲历、亲见的社会状况。
小学语文教材中选取的杜甫诗，多数是他在成都草堂所写的比较轻松的诗。但是在那以前，杜甫还有过漫长的艰辛岁月，早年仕途不顺，流落长安，后来“安史之乱”爆发，更是穷困潦倒、饥寒交迫、四处漂泊辗转，历经艰险苦难。他没有过几天舒心、温饱的日子，但是他仍将深沉的爱投向国家和底层民众，觉得天下有一个人挨饿受冻，就好比他自己也在挨饿受冻。因此当他自己的草屋被秋风吹坏了，他却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写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只要天下寒士能得到广厦避寒，他自己就算冻死也心满意足。这就是“圣人情怀”。
在苦难的路途中，他把自己见证的历史写在诗中，就像学者郑振铎所说：杜甫在兵连祸结，天下鼎沸的时代，将自己所身受的，所观察到的，一一捉入他的苦吟的诗篇里去。这使他的诗，被称为伟大的“诗史”。差不多整个痛苦的时代，都表现在他的诗里了。
杜甫的“诗史”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三吏三别”，就是这六首诗：《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这些诗真实描写了乱世之中民间的疾苦，揭示了战争和贪官污吏给人民带来的巨大不幸，表达了诗人对百姓的深切同情。
我们熟知的史书，总爱描写帝王将相、谋略战争，却很少真实记录民众的生活状态、所思所想，其实他们都是历史的一部分，是推动历史向前的终极力量，这也是杜甫的“诗史”的重要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