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十年宪政试验，曾经给中国人带来一丝新的希望，使许多善良的中国人觉得中国如果能够走上这条道路，就可以避免革命带来的大破坏大动**，中国就有希望在一种渐进的轨道上徐徐前行，假以时日，中国一定会像东西洋立宪各国一样，重构国家近代制度。然而这些希望在1911年5月先是一个变异的皇族内阁所打乱。紧接着，又被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所粉碎。中国向何处去，一度成为国人的焦虑，也就短短一百天，中国人再度摆脱这种焦虑，弃之如敝屣般地抛弃了大清王朝，抛弃了君主立宪，坦然接受共和民主思想，步入民主共和新时代。
化危为机
武昌起义第二天是袁世凯的农历生日。那一天，他正在老家彰德府与旧友新朋部下幕僚庆贺生日，突然传来武昌前线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对于武昌前线军事行动细节，他们大约并没有怎样讨论，他们普遍相信这场武装哗变起因于政治，其解决方案也一定在政治。不论是袁世凯，还是这些旧友新朋部下幕僚都有一个感觉，在此地休养三年的袁世凯终于等到了出头之日。这应该是一个重要机遇。
众幕僚为袁世凯论证了各种可能及应对方案，或建议他与南方党人合作推翻清廷，重建中国；或建议乘乱而起黄袍加身，建立袁家天下；或建议乘此机会重出江湖，推动立宪，此乃化解危机的惟一方案，毕竟君主立宪是这一代中国人所认定的最佳方案，决不应该因武昌起义而中断而终结。
君主立宪确实是袁世凯那一代中国人的政治选择，是他们在比较了君主专制、民主立宪之后而作出的一个政治决定，这个共识自1906年达成之后，风风雨雨，依然取得了相当成就，各省咨议局相继开张了，而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先前行政主导行政独大的不良体制，终于在咨议局这种民主形态中得到改良。五年来的成就是巨大的，进步是显著的，只是到了1911年春天，只是因为那个皇族内阁和那个铁路国有政策，引起各地的反感和反叛，湖北新军登高一呼，遂使一般民众的抗议上升到军事哗变这个层面。
根据袁世凯的分析，湖北新军的哗变起因于那个两个宣布，那么只要朝廷坦诚认错，改错，就一定能够唤起民众的同情，一定能够挽回信誉。所以当袁世凯接到披挂出征的命令后，他就向朝廷提出一系列建议，这些建议除了必要的军事布局外，主要的就是怎样通过政治手段通过朝廷的政治改革，去化被动为主动，化危机为时机。
根据这些原则，袁世凯通过梁士诒、唐绍仪等人向朝廷建言，希望清廷接受立宪党人的要求，加快立宪进程，以政治改革去消弭南方危机。袁世凯告诉梁士诒，南方的军事并不是难事，很容易结束。中国现在最难的还是北京的政治，中国如果不能在政治上有办法，军事上就很难有办法。而政治上的办法不言而喻，就是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宪政。
袁世凯是这样认识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接任湖广总督，负责处理武昌善后时，并不是急于用武力征服湖北，打败南方，而是用心思与湖北军政府进行谈判，寻找共识，希望湖北军政府能够重回君主立宪轨道。当然，袁世凯也向黎元洪等南方领导人表示，重回君主立宪轨道的前提当然是朝廷必须实行真正意义的君主立宪，是责任内阁而不是皇族内阁。
希望似在前面
湖北新军发动武昌起义的直接背景就是5月份的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但是清廷对这两个问题确实不愿让步，自5月至9月，尽管发生了四川总督府门前的流血惨案，清廷依然认为皇族内阁并没有错，铁路国有也正确。于是僵局持续，于是湖南、山西、云南、江西等省新军相继发动，纷纷独立。即便如此，清廷依然坚守既定立场，寸步不让，因为他们清楚这些闹事的除了民众，就是各地地方军，只要中央军在，就能维持大局，就能不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