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党人组织的国会请愿运动声势浩大，在几次坚持尤其是到了日本吞并朝鲜之后，也确实引起朝野各界的同情与支持，不得已，摄政王终于同意修正先前九年预备立宪计划，以五年为期，完成君主立宪的全部准备。
摄政王背后有一个庞大的满洲贵族群体，他们在立宪党人的压力下调整立宪方案，应该说有不得已的成分在，而且由于是不得已，因此他们在作出不得不让步的同时又收紧权力，不仅让满洲贵族子弟在预备立宪的最后几年抢占了一大批权位，而且在宣布国家将进入立宪状态的责任内阁名单中，毫不顾忌地将责任内阁演变成了一个权贵内阁、皇族内阁，十三名阁员中竟然有九个来自皇族或皇室。
皇族内阁的出台激起了立宪党人的激烈反对，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警告摄政王，当此国家发展的关键时刻，对于皇权来说，重用汉大臣可能比提升这些“官二代”更有意义，然而此时的清廷已经积重难返，满洲贵族家家都在攀比，在没有权威如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帝的时候，哪一家也不愿放弃权力作出让步，从大局出发辞官为民。从5月8日一直拖延至10月10日，在长达五个月的时间里，皇族内阁就是无法撤销无法废除。这就是武昌起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武昌起义爆发后，立宪党人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意识到这是中国历史的大转折，他们虽然期待朝廷应该借助于这个机会修正错误，改组内阁，但并没有对君主立宪有什么怀疑，直至各省独立越闹越凶，他们渐渐感到清廷大约要在这场革命中成为历史陈迹，无法扶持，所以他们渐渐介入了光复，参与了反正，转而认同和支持共和主义，放弃了坚守十年的君宪主义。
立宪党人特别是东南大佬张謇、赵凤昌等人的转变意义重大，他们不仅支持上海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而且他们联名致电摄政王，劝摄政王认清大局，转向共和，为皇室换取最后尊严，为历史留下一段美好回忆。
经赵凤昌、张謇、庄蕴宽等立宪党人居间联络，在南北和谈开始不久，各方就对清廷善后安排达成一致，同意优待皇室，同意未来中国的政治架构为共和，同意由袁世凯出任未来新政府首脑。这项妥协至少在12月20日南北第二次和谈时已经达成，其主旨就是清廷在下一次谈判时必须承认共和为前提。
让清廷承认共和为前提，其实也就是逼着清帝退位。因此在此后几天的交涉中，清廷开始犹豫，因为这毕竟牵涉一个王朝的终结。
清廷的犹豫甚至不愿退位的可能性，南方立宪党人大约都有详细估计，所以他们一方面寄希望清廷和平结束的同时，也准备利用革命党人成立一个“临时的”政府，以此逼退清廷，实现从君宪到共和的转折。
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后，特别是上海光复后确实一直忙着筹建新政府，只是革命党人在过去十七年中一直流亡海外，他们对国内政治发展缺少了解，又没有多少有用的人脉，所以革命党人要想成立新政府，也不能不求助于立宪党人。而革命党人中的黄兴、宋教仁等，在这之前都与赵凤昌有过一些联系。所以等到孙中山12月25日回到上海，第二天“拜码头”朝拜赵凤昌时，赵凤昌一句“开府建基”点破其中所有玄机与奥妙，由此不到一个星期，一个全新的“临时政府”就在南京宣布成立了。
民国法统
赵凤昌的提示肯定深刻启发了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此后，孙中山多次前往惜阴堂求教，与赵凤昌及南北政界要员协商统一建国诸要政，特别是怎样罗网英才，兼纳众流，怎样筹款，化解财政的困境等，赵凤昌都有很好的建议，熊希龄、庄蕴宽、汤寿潜、张謇等，都是赵凤昌向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推荐的，而孙、黄、宋也就其他人选先期征询赵凤昌的意见，赵凤昌从立宪党人一变而成为南方革命党仰仗的重要靠山。这对于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以及此后南北关系的突破，都起到了很大作用。
